拜倫勳爵：十九世紀的浪子

生活的宏偉目標就是「感知」——感覺我們的存在——雖然這是痛苦的—— 然而正是這種「渴望的空虛」驅使著我們去「遊戲」——去「戰鬥」—— 去「旅行」——去奢求人能深切感受到的每一種追求；其主要吸引力，就是那種跟其所獲成就形影不離的騷動。（1813年9月6日，拜倫勳爵寫給他的未婚妻安娜貝拉·米爾班克的信。）

詩人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拜倫勳爵，於1788年出生於倫敦。他畢生都在蒐集各種「感知」，追求爭議。比如，在劍橋上大學時，他養了一隻馴化了的熊當寵物，帶著它散步，就像帶隻狗一樣。 1816年，有謠言說，在他激烈的公開離婚官司期間，他跟他同父異母的姐姐有了性關係。對此說辭，他當眾否認；但在私人信件中，他的態度卻並不那麼堅決。他對希臘自由運動、反抗「鄂圖曼帝國」的「獨立戰爭」的熱烈支持也同樣是一種「深切感受的追求」；這最終被證明是致命的。拜倫在希臘枕戈待旦時發了高燒，受了感染，並於1824年去世，終年三十六歲。

儘管拜倫在信裏坦白說他對社交不感興趣——「我出去社交，僅僅是為獨處尋找新的胃口。」——但他的獵獲和作品卻引人矚目：他時而受崇拜，時而挨批評。 1812年，他的關於一位年輕貴族遊歷的長篇敘事詩《哈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第一部份出版了。之後，拜倫便聲名遠揚，成了時尚圈中的名人。拜倫從出生時就帶有明顯的先天腿部殘疾，但他卻有一張驚為天人的臉龐，他的身材也引人矚目。他同時代的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一封寫於1816年4月10日的信中評論道，拜倫的臉頰是「這般英俊，那容顏是我所鮮見的」，「他的眼睛像太陽洞開的天門——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使者。」眾所周知，拜倫在世時，是極力保護自己的形象的，並指示他的出版商約翰·穆雷，銷毀任何他不喜歡的雕版像。有一張獲他讚許的肖像，是畫家托馬斯·菲律普思於1813年完成的。

肖像上，拜倫身穿阿爾巴尼亞民族服裝。拜倫認為，這套服裝是「世界上最為榮耀的」，是他在1809年「地中海大旅行」時得到的。肖像表現了詩人的遊歷和冒險精神，也烘托了拜倫那張平靜而憂鬱的臉。拜倫是個有名的喜怒無常的人，時而合群，時而賭氣。他是個脾氣走極端的人，這既表現在他的秉性上，也表現在他的行為上。一次，拜倫坦誠地自我反省道：「我是如此地多變，交替地表現出各色各樣的七情六慾，但是哪種情緒都不會長久——我是如此這般地把善和惡混於一身的人，以至於描述我，是件很難​​辦到的事。」[1]

拜倫的政治活動

從小，拜倫就胸懷在議會謀職的願望，而詩歌最初只是他排位第二的興趣。基於出身英國貴族而承襲的特權，拜倫進入了英國國會上議院（House of Lords），並於1812年發表了他的首次演說，來反對《織機法提案》（Frame Work Bill）。該提案提議，毀壞紡織業使用的機械織布機行為，可被定為死罪。

這項提案所引起的爭議，在諾丁漢郡引發了騷亂。在那裏，新織機的使用，造成了很多男工的失業，從而使他們陷入了飢餓和絕望的境遇。在這個歷史性的演說裏，拜倫哀歎，他的許多政壇同行，都把騷亂者看成沒有教養的暴徒，沒有意識到這些騷亂者所處的絕望境地：

正是這些暴徒，在您的田地和莊園裏勞作，加入您的海軍，應徵您的陸軍——使得您得以傲視全球。但是，他們也能夠傲視您 ——在您忽略了他們、眼睜睜地看著災難把他們趕向絕望的時候。您可以把這些人民叫做暴徒。可是別忘了，暴徒也常常能夠訴說出人民的心聲。[2]

儘管拜倫反對該提案的演說既淋漓酣暢又富有激情，但是該提案還是獲得了議會的通過。拜倫由此被看成為激進派，成了老保守勢力的敵人。比如，1819年版的《多切斯特指南；或傑克蓋的房子》（The Dorchester Guide; Or A House That Jack Built），這本反對激進派的小冊子，把拜倫畫成一個長有獸蹄的魔鬼，把這種看法表現得明明白白。這個匿名刊物警告說，人們的「頭腦被拜倫甜美而和諧的」詩歌給腐蝕了。它又提醒大家去「看看拜倫的腳」——這裏指的是拜倫的瘸腿——用來證明拜倫跟魔鬼之間的關聯。

由於拜倫終生對自己的殘疾一直十分敏感，因此這種指責聽起來特別殘忍。據說，拜倫拒絕跟他眾多的情人在同一張床上過夜。這樣，她們就沒有機會看見他那隻扭曲的腳了。

拜倫的愛情生活

「要是沒有某個愛情目標，我就無法存在。」（拜倫勳爵1812年11月9日寫給梅爾本子爵夫人的信。）

據拜倫自己說，他有過許多情人，大多數拜倫的傳記作家也一致認為，拜倫跟男人和女人都有過性關係。卡羅琳·蘭姆勳爵夫人，就是那位曾經在她的日記中，給拜倫貼了個著名的標籤的那位女人，說拜倫是個「瘋狂、浪蕩、危險的知己」。蘭姆勳爵夫人在閱讀了拜倫的《哈羅德公子遊記》之後，堅決要求跟拜倫會面，並在1812年跟他有了一段短暫而激蕩的私情。後來，拜倫覺得這段私情過於公開化和激蕩了，所以就了結了它。於是蘭姆就試圖刺傷自己，並在一封信裏給拜倫送去了她私處的一撮毛髮，落款是「來自於你的野羚羊」。[3]

由《哈羅德公子遊記》的出版而帶來的名聲，見證了拜倫隨之而來的許許多多的愛情，而愛情和詩歌就畢生跟拜倫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了。拜倫自稱，他對詩歌最初的嘗試是他十二歲那年，當時，他正迷戀他的一位小表姐。而《唐·璜》（Don Juan），那首他生命中最後六年裏創作的史詩，那首至死也沒完成的史詩，重塑了那位有眾多情人的登徒浪子。關於《唐·璜》，拜倫給一位朋友寫道：「這首詩也許很下流。但是，難道詩裏的英文不是很好嗎？[……] 是不是隨便甚麼人都能寫得出來呢？誰沒在這個世界上活過一回呢？誰沒在郵政馬車裏錘煉過自己的傢伙呢？誰沒在出租馬車裏、在威尼斯的貢多拉船上、在牆上、在朝廷的馬車裏，磨練過自己的工具呢？ [4] 拜倫的最後歲月，見證了他對一位十五歲的希臘少年的情迷，可是少年卻並沒有回報他的情思。此後，拜倫就再也不是那位曾經風度翩翩、舉世聞名的詩人了。拜倫發覺，那位少年對他的拒絕，對他脆弱的自我是個巨大的打擊，他那個時期的詩歌也留下了佐證。拜倫三十六歲生日時寫的詩，[5] 他的絕筆詩，歸結道：「我的日子在黃葉裏；愛情的花果逝去了。 」

對拜倫作品的評論

從他早期的出版物開始，拜倫就用譴責他同時代詩人作品的辦法挑釁他們。在收到了一篇關於他早期出版的詩作的苛評之後，拜倫在1809年寫下了諷刺詩《英格蘭吟唱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在詩中，他把槍口瞄準了各種詩人，包括羅伯特·騷賽、華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威廉·華茲華斯——這位最末尾的詩人被拜倫用各種方法描寫成只有「小聰明」，或者「無恥又愚蠢」。在一封1817年3月25日，給他的出版商約翰·穆雷的信裏，他附上了一首妙趣橫生的詩歌，評論了很多同時代文人的一些詩歌和小說：有柯勒律治的《美麗的基督徒》（‘Christabel’）；威廉·萊索·博爾斯的《傳教士》（‘The Missionary’）；瑪格麗特·霍爾福特的《昂居的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njou’）；以及最富娛樂性的、他的舊戀卡羅琳·蘭姆寫的小說《格蘭納溫》（Glenarvon）；這本小說是一幅略施薄紗的拜倫肖像。

我讀了《美麗的基督徒》

非常酷。

我讀了那《傳教士》；

真是—— 極致。

我試讀了《伊得瑞姆》；

啊呣！

我讀了一張《昂居的瑪格麗特》；

你呢？

我翻過了一頁韋伯斯特的《滑鐵盧》

噗！噗！

我看了華茲華斯乳白色的《瑞斯同的母鹿》

嗨囉！

我也讀了《格蘭納溫》，卡羅·蘭姆所著，

見鬼去吧！

拜倫對他的詩人同行，約翰·濟慈（John Keats）不屑一顧，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在給他的出版商穆雷的信中，凡是提到濟慈的地方，拜倫就變著花樣說「傑克·濟慈，或者凱茨，或者什麼亂七八糟的別的名字。」[6] 在提到濟慈的作品時，拜倫說它是「某種意淫」。[7] 在一封1812年的信中，拜倫再次表達了他對濟慈的詩歌的厭惡，雖然這次因濟慈之死語氣變得稍有緩和。據謠傳，一個糟糕的詩評加速了濟慈死亡。拜倫寫道：「真的還是假的？雪萊寫信給我說，那個可憐的約翰·濟慈在羅馬死於《文學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評論？我對此十分遺憾——雖然我認為，作為詩人來說，濟慈走錯了道。」[8]

信件的手稿顯示，拜倫在「我對此遺憾」這一行字上面插入了「十分」一詞；不管它的真實意義是甚麼，這個強調詞肯定是反思後加上去的。

拜倫跟他同時代詩人關係的一個例外，就是他跟詩人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之間的親密友誼。拜倫稱讚雪萊的詩歌，雪萊也稱讚拜倫的詩歌。在一封1812年寫給「我親愛的拜倫勳爵」的​​信中，雪萊寫道：「非常感謝《唐·璜》⋯⋯從未有人用英文寫出過這樣的作品，要是允許我冒險預言一下的話，將來也永遠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