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舟子咏》导读

一次失败的合作

1797年秋，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妹妹多萝西住在萨默塞特北部，柯勒律治和他们是近邻；尽管柯勒律治有妻子、孩子尚年幼，他还是常常与华兹华斯兄妹一起消磨时光。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那时才都二十出头，也发表过诗作，只是销量都不怎样，手头也不宽裕；于是，当三人打算徒步穿过匡托克丘陵去海边游玩时，他们不得不考虑路费的问题。在11月某个下午的四点半，他们想出一个心血来潮的方案。按多萝西在同年11月20日一封书信的记载，两位诗人的讨论为“一篇歌谣的创作定下计划”。因为歌谣正时兴，好指望能把作品卖给杂志社。多年以后，华兹华斯回忆起他对这次共同创作的贡献：

某些部分是我提议的；比如，要让“老航海家”——柯勒律治后来乐得如此称呼他——犯下永远无法摆脱的罪孽，被幽灵折磨、独自漂流是为惩罚。在一两天前，我刚读过舍沃克的《航海故事》，书里讲到，绕过合恩角时，他们在那个纬度经常能看到信天翁——海鸟里最大的种类，有些翼展达十二三英尺。于是我提出设想，“你让他在驶入南大洋时杀掉一只信天翁，引来该地守护精灵的复仇。”这段情节合乎主旨，得到采纳。让死人行船也是我提出的，但仅此而已，我不记得还提过诗歌情节的其他想法。[1]

舍沃克（Shelvocke）的作品题为《经南大洋航路环游世界》（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way of the Great South Sea）。华兹华斯说得谦虚了；但初看之下，“诗歌情节”里的重要内容也就他提出的这些——杀死信天翁的罪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在幽灵船上孤独漂泊

两人的本意是一同创作，但华兹华斯首先感到无从下手。多年后他回忆道，“我没写几行，因为很快发觉柯勒律治和我的风格并不相似。”[2]　华兹华斯退出了，而诗里的故事显然有某种让柯勒律治着迷的魅力，此后数月，诗篇不断滋长，待到1798年夏收录于《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发表的时候，已成为这本二人诗集中最长的作品。

柯勒律治和老水手

这首诗究竟为何让柯勒律治着迷？其中有一定的神学理由：那时的柯勒律治被一种粗犷的泛神论所吸引，相信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灵，他在那段时期创作的很多华美诗篇都包含这种美妙的遐思。例如，在《午夜寒霜》（Frost at Midnight）中，自然是“上帝永久的语言，/ 他在永恒中取法于万物，而又 / 让万物取法于他” 。但这番令人迷醉的世界观有个瑕疵：世上有很多很多并不可爱的地方，残暴和罪行却无处不在；在他的私人笔记中，柯勒律治经常列出未来计划，并让自己谨记，某一天要写“一首史诗，讲述罪的起源”。[3]

那首诗从未落笔，但《老舟子咏》堪可替代。这个故事讲述某人因不可名状的理由犯下骇人罪行，并付出代价：诗中从未说明老水手为何要射杀信天翁，但却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他漫长的受难。直到老水手改变对海上生灵的态度（比如水蛇），某种灵魂的救赎方才降临——“爬虫”（slimy things）（第一部分，第121行）在诗歌的转折点中化身为“美妙的生灵”（happy living things）。当他体察到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欢悦时，这也仿佛见证了他从“幽灵般的折磨”到一生不断忏悔苦修的过渡历程（译文参照杨德豫译本）。

叙事

即便那个瞬间真的让他走向赎罪之路，这也是一段漫长艰难的旅程；而诗歌所讲述的道德观似乎摇摇欲坠，仅仅依附于上帝所包容的大爱——“因为上帝爱一切生灵—— / 一切都由他创造。”（II. 649-50），此道德观讲述人时不时因“心灵的极度痛苦”而崩溃，还必须永远忍受孤独的飘零（II. 619）。对于道德观如此陈腐的老水手，我们该对他的叙述深信不疑吗？毫无疑问，柯勒律治将老水手的故事定义为犯罪、惩罚和一场漫长的赎罪。但柯勒律治是否仅仅希望我们单纯地接纳他的观点，还是形成自己的解读？

看到戴维·斯科特的首批插图（后出版于1837年）后，柯勒律治表示画家犯了“天大的错误”，在水手出航时将水手们描绘成“古老过时”的模样。正正相反，他“自那次航行之后已经把这段经历说过千万遍”，也同时也暗示了，这首诗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诗歌本身对叙述的探索——思想如何借助叙事试图理解自身的经历。[4] 其实，为何要把射杀信天翁和之后的灾难联系起来？也许这符合了中世纪晚期天主教宣讲中的迷信顽垢的逻辑，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道理？1817年，柯勒律治作出版前的修改润色，增添了一条边注“诅咒终于偿净”（The curse is finally expiated），似乎为罪行的清洗给出了官方的定论。但写下这行字的究竟是创作者本人，还是某个飘忽的编辑，只想给这首求是致知的诗再抹上一层诠释？也许，这首有着永恒魅力的诗歌想说：“罪的起源”，就是思想的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求；这种渴求，非要把决定水手生死的押宝掷骰般不可捉摸的经历，规整出合理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