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性别定位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界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分明。在这之前，女子常和丈夫或兄弟一起，帮忙照料家族生意。女性住在“店铺上层”，可以一边照顾家务，一边照看生意、接待客人、记账算账。随着十九世纪的发展，男性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上班地点——工厂、商号或办公所。家务逐渐由仆人承担，妻女姐妹则留在家里督促仆人干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女性穿起撑架裙——一种形如灯罩的庞然大物，若要勉强去擦炉架、扫楼梯，只会把自己绊倒。

“分离领域”

于是，维多利亚人把同一屋檐下的两种性别戏称为“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只在早晚两餐时聚一聚。

“分离领域”的观念，源于男女“生来”有别的概念。女子体格较弱，但品德更高，所以最适合居家领域，对于成天在公共领域工作、道德受其荼毒的丈夫，女性要负责净化他的心灵。不仅如此，她们也要教导下一代坚守同样的生活方式。女性在家里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却成了反对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论据。

女性的教育

但为了成为“家中的天使”，女性确实需要一种新型的教育。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被谆谆教导，要以“多才多艺”才能吸引到夫君，单凭家务本事可行不通。要多才多艺，就要上寄宿学校，或请家庭教师。在《傲慢与偏见》里，高傲的卡洛琳·宾利列出姑娘多才多艺的标准如下：

女人呢，唱歌跳舞、绘画音乐，样样都要精通，时兴的语言也要会几种，…… 这还不够，表情体态、语气谈吐，一定要有格调……

诚如宾利小姐所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要用优雅柔婉的行止，软化博学多才的锋芒。没人想做“蓝袜子”——意指过于热衷智识追求的女性。在周围的人眼里，蓝袜子欠缺女人味，想篡夺男性“与生俱来”的智识优越地位，着实惹人烦。有的医生甚至发表文章宣称，学习过多会伤害卵巢，把水灵灵的姑娘变得干瘪无生趣。该世纪后期，当牛津和剑桥大学向女子敞开大门，很多家庭都拒绝让聪明的女儿入学，生怕书念多了而嫁不出去。

婚姻与性

同时，姑娘还不能把寻求郎君的意图表现得太明显。对男人太“直接”会显得性趣过重，让人不放心。女性对婚姻的追求，应来自成为母亲的渴望，而非性和感情的渴求。有个叫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的医生说过一句名言：“大部分的女人对一切类型的性感受都没有太多感觉，也不会因此烦恼，何其有幸”。

女性通常在二十到二十五岁结婚。新郎以大五岁为宜。这不仅能强化男女之间的“天然”秩序，也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为了得到未来岳父的首肯，年轻男子要展示出足以供养妻子和未来孩子的收入能力。为了达到结婚的标准，有些倒霉眷侣只得在订婚后一拖再拖。

特别虔诚的男青年也许能在婚前保持童贞。但很多可敬的男子还是跑去寻花问柳。所有大城市都有红灯区，买个春宵很是容易。外地人也可以参阅书册，类似罗杰·福你满（Roger Funnyman）的《斯威尔都市夜生活指南》（The Swell’s Night Guide through the Metropolis）。遗憾的是梅毒和其他性传染病肆虐，被很多男子缺心眼地传给了家中太太。至于让梅毒茁壮繁茂成三期的倒霉鬼，一般会死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死得痛苦、死得漫长就是他们的归宿。

女人却别无选择，必须婚前守贞，不管年轻与否。如果没有已婚女性在场伴护，甚至跟男人说话都不行。高等教育或专业工作也对女性紧闭大门。这些感情上的沮丧之感，自然会引发各种地下抗争。弗洛朗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一心行善世间，却有陪伴母亲和姐姐、帮忙监管仆人的要求在身。她年少时就受歇斯底里症之苦，和家人一起吃饭对她来说是一种煎熬。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则称病不出，匿身在父亲家顶楼的房间里写诗。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借笔下女主人公简·爱之口，对女性受到的种种限制发出强烈的控诉：

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比她们更享有特权的同类们，只有心胸狭窄者才会说，女人们应当只做做布丁，织织长袜，弹弹钢琴，绣绣布包（第十二章）。[1]

这段极具震撼力的独白惊诧到一批保守评论家，例如伊斯特莱克夫人（伊丽莎白），在一篇相当刻薄的评论中，她把《简·爱》类比为宪章运动——一场争取普选权的劳工运动。

在这篇还提到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的评论中，伊斯特莱克夫人对简·爱和贝姬·夏普——两人都嫁入雇主的家——的性追求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之情。这个家庭女教师的形象有如平地惊雷，尤其在文学领域，因为她点破一个事实：维多利亚女性并不像阿克顿所说，个个都毫无性致。

嫖妓

嫖妓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暗处挥之不去的阴霾。男性通过这种途径满足欲望，不仅在婚前，婚后也不时发生。妓女和夫人不是同一群体，倒和她们所睡的男人一样，属于经济市场中的工作者，以服务换酬劳。阿克顿等医生为卖淫所带来的“问题”操碎了心，尤其担心在男性中传播性病。为此，在1860年订立的《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允许在某些城镇对有性工作嫌疑的女性强制体检。如果查出有恙，就把病人安置在“性病医院”，不治好就不许出去。为了废止该法案，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积极奔走号召，主张嫖客和妓女在卖淫“问题”上应承担同等的责任。

很多慈善机构因而建立，帮助妓女再获新生。查尔斯·狄更斯还和慈善家安杰拉·伯德特—科茨（Angela Burdett-Coutts）联手创办“抹大拉之家”（Magdalen House），安排姑娘去澳大利亚重新做人。虽然各方诸多努力，只要还有快三十依然穷得结不起婚的单身汉、还有为供养孩子走投无路的劳动妇女，卖淫业就依然能兴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