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和叛逆的孩子

“我很庆幸你跟我非亲非故，我直到死也不会再喊你一声舅母。我长大后也不会来看你，如果有人问我有多喜欢你，你是怎样对我的，我会说一想到你我就想吐，你对待我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第四章）[1]

1847年《简·爱》问世，给世界带来一股清流——一个激动、愤怒和叛逆的孩子。十九世纪前半叶，儿童道德教诲书里有很多情绪激动的孩子，但都是反面例子，代表过错和罪行。这种小孩必须改过自新，否则要大难临头。但《简·爱》（Jane Eyre）则不然，夏洛蒂·勃朗特显然希望读者站在这个叛逆的孩子一边，对抗成人的暴政。

激情与叛逆

与查尔斯·狄更斯数年前出版的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838）不同的是，《简·爱》属于首批探讨儿童心理和感受的小说，是女主人公成年后的第一人称回忆，充满一手经历所特有的浓郁感。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就看到，舅母把简看作眼中钉，认为她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是个异类，并想让她“更合群，更守孩子应守的规矩”。舅母的观念显然受到一些儿童教诲书的影响，例如绘本《艾伦之淘气姑娘悔过记》（Ellen, or the Naughty Girl Reclaimed，1811），随书还附送一顶纸裁的帽子。书中描绘一个扔掉课本的淘气女孩，最后学会做一个自控、安静和听话的乖女儿，“一心要讨亲爱的妈妈欢心”。另一个例子是《训导之花》（Flowers of Instruction，1820）的小主人公。这个满腹怒气的孩子嫉妒弟弟妹妹，总与他们为难，但在妈妈的教导下学会控制“狂暴的怒气”。书里告诫孩子，不会自控将沦落到犯罪乃至更可怕的境地，一些医书认为，这样的孩子成年后会彻底癫狂。

不同于这些说教文学中的淘气包，简是叛逆的孩子，坚信自己有叛逆的权利。她怀着一颗“叛逆的心”，把自己的心境比作“不屈的奴隶”（第二章）。简与文中后来登场的罗切斯特的“疯妻”有着微妙的联系——“疯妻”是一个混血儿，来自实行奴隶制的西印度群岛——语言上的微妙的呼应呼之欲出。以她的愤怒、她的激情，简远远背离维多利亚儿童“乖乖待着不能多嘴”的传统模范。相反，她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同情心的儿童观。这种观念强调成人应关注孩子的感受和痛苦。未成年的孩子不只是一张白纸，也会受情绪的折磨，甚至比大人更敏感。在《家庭教育》（Household Education，1849）中，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指出，恐惧带给孩子的痛苦未得到充分的体认，父母全然不知“幼小心灵的痛苦，稚嫩神经的抽搐，白天灵魂的压抑，夜晚睡梦的恐怖”。她谈到自己对魔法提灯和灯下的阴影的恐惧，与被锁在红色房间里的简对摇曳变幻的光泽的恐惧如出一辙（《家庭教育》第十章，影响力的控制——恐惧）。

洛伍德和科恩桥女子教会学校

简被舅母打发到寄宿学校，她指望生活会变好，但她想错了。洛伍德学院于科恩桥女子教会学校（勃朗特曾就读的寄宿学院）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在1824-25年间，夏洛蒂·勃朗特、她的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以及妹妹艾米莉一起在该校就读。在此期间，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还染上肺痨，后来死去；学校一度爆发斑疹伤寒，这些经历显然给她在科恩桥的回忆蒙上一层灰寒。但勃朗特神父把女儿送去的时候，确实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一所好学校，和其他类似的机构也没什么不同。勃朗特笔下的洛伍德寄宿学校灰冷阴涩，但和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1839）中描绘的约克郡多斯男童学堂（Dotheboys Hall）的恐怖光景还是很不一样。布罗克赫斯特先生，作为学校说一不二的人物，部分原型是福音派教士、科恩桥校长卡勒斯·威尔逊神父（Reverend Carus Wilson）。布罗克赫斯特送给简一本《儿童指南》，其中包括“马沙·格——沉迷说谎欺骗的淘气包的恐怖之死”这样的故事，无疑有卡勒斯·威尔逊自己某些作品的影子——无论是《人之初故事集》（Child’s First Tales，1839）还是他的杂志《儿童之友》（The Children’s Friend），都包含很多控制不住情绪或说谎的孩子不得好死的故事。为了惩罚简说谎，布罗克赫斯特让简在全班同学面前站上凳子，命令女孩们今后把她当作空气。根据小说家伊丽莎白·休厄尔（Elizabeth Sewell）回忆，在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读的学校，女孩说谎的惩罚是穿一件黑袍罚站，脖子上围一条象征骗子舌头的红布，布上写着大大的“骗子” 。身体受难则灵魂得救是这类严酷惩罚背后的指导思想。在《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挑战这些观念，以饱蘸同情的笔墨描绘一个叛逆的孩子，从而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