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现象：一个“跨文化”的述评

英国文学中的人物，在全世界最知名的是谁？我认为除了哈姆雷特（Hamlet）之外，恐怕就是福尔摩斯了。前者是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的主人翁，不在话下；后者只不过是一个私家侦探，他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名气，当然无法和莎翁相比，文学研究者往往把他列在通俗作家之列，不登大雅之堂。然而，他在五十六篇“福尔摩斯”故事中所创出来的人物，也不知道“转世”重生了多少次，至今还活在各种媒体之中。最近BBC为他拍了电视连续剧，而在本网站上也赫然有两篇关于他的故事，个中缘由待我在后文一一讨论。

福尔摩斯在中国

在中国，早在晚清时代（1895-1911）就把福尔摩斯的故事翻译介绍进来了，几乎和原作在伦敦出版的时间同步，到民国初年竟然出版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华书局，1916），第一版共有十二册，包罗了四十四个故事，采用浅显的文言，后来又有白话文版，当然，同一篇故事译成不同版本的更是不计其数。妙的是：早期翻译福尔摩斯的人大多也是通俗文人，后世人称之为“鸳鸯蝴蝶派”，反倒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对福尔摩斯却不那么热衷。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小说人物会红遍全球？他几乎变成了历史上的真英雄，小说中他的住所：贝克街221B号，现在成了旅游景点。他的中文名字“福尔摩斯”在中国也家传户晓，不知道是谁起的，定了名之后，他似乎变成了中国人了，原名Holmes 中的H音变成了F音，可能是译者本人的方言口音。就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居然也冒出了一家小报，就叫“福尔摩斯”，可见其在中国知名度之高。

谁是福尔摩斯？

小说中福尔摩斯原型是一位维多利亚式的绅士（即便其作者柯南·道尔是“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冷静的理性思维和推理能力，这种理性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观念是分不开的。推理主要靠逻辑思考，不能随意猜测或作先入为主的判断，更不能诉诸神明，谈什么“天报应”。正因为如此，福尔摩斯和中国传统文学中“公案”小说中的人物（如狄公、包公）大不相同，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也不能归为一类。公案小说中侦探人物是官，而不是“私家”侦探，福尔摩斯之所以受当时的中国读者欢迎，恰是由于晚清官场太过腐败，使得人民渴望有另一种“非官方”的英雄人物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都市，福尔摩斯住在伦敦，当年就是国际大都市；而中国传统中的非官方“草莽英雄”的活动场域——江湖——是农村、小镇、或小城市。到了二十世纪初，上海变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和印刷媒体的集中地，福尔摩斯在中国的读者，大半也在上海，或多少延伸到长江流域的沿岸都市。作为一个都市人，福尔摩斯不会飞檐走壁，最多只会剑术和拳击，但施展的机会不多，破案的主要武器还是他的大脑，先靠他的智慧和理性解决悬疑的线索，解决后，破案就不成问题了。他既然是私家侦探，当然便不属于官场，因而保持了一种公正或社会公益之心。当年翻译者之一的冷血（陈景韩）就曾直言：中国官府侦探早已腐败，“种脏诬告，劫人暗杀”，所以“中国之侦探者，其即福尔摩斯所欲抉发而锄者欤”。另一位知名译者包天笑认为：“其人重道德有学问，方能藉之以维持法律，保障人权，以为国家人民之利益”。

在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表面上很有礼貌，但私底下还有不少“孤僻”的怪脾性，例如吸毒（cocaine），脾气抑郁，时常亢奋，喜欢拉小提琴，时好时坏，随其心情而定，这些性格上的特质，都是从他的同房好友华生医生（Dr Watson）的叙述中泄露出来的。华生的个性温和而迟钝，作为极端聪明的福尔摩斯的搭档，恰到好处。两个人物加在一起，也代表了维多利亚文化的阴阳两面。但是这样的配搭，在叙事的层次上却为早期的中国译者和读者加添了一层麻烦： 故事是用华生的口气讲出来的，因而叙述者（narrator）第一人称的观点占了上风，而中国传统小说中很少有这种突出叙事者主观立场的叙事方式。然而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解决了，译者用种种方法把华生的叙述“客观化”，或以“华生曰”，或者干脆将之重组改编，变成了全知观点——即以旁观者的角度表现小说人物内在、外在的面貌。但不论如何，一种西方小说常用的“主观观点”和语气还是被介绍进来了，而且进展神速，到了民国时代，已经见怪不怪了，至少不会阻碍整个故事的悬宕气氛。

《失踪的中卫》与其文言译本

不少学者早已指出：侦探小说的写法和读法，一切都要以情节（plot）为主，而侦探小说引人之处，更是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读者故意引入歧途；例如，往往是作为叙事者的华生先被误导，而福尔摩斯总会在最后找到正确的线索。但有时连福尔摩斯都走错了路，譬如列入《探索英国文学》经典名单中的《失踪的中卫》（The Adventure of the Missing Three-Quarter）这篇故事，和其他的福尔摩斯探案相比，情节并不离奇，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疑难，倒是连这位大侦探都被那位剑桥大学的名医所坐的马车引错了路，失落在剑桥城外的荒村，接连跟踪两次，才真相大白，所以最早的中文译者严天侔将之译为《荒村轮影》，就是根据故事情节而命名的。这篇小说属于后期作品，是柯南·道尔把福尔摩斯从死里复活后写的小说，笔调也和缓多了，故事徐徐道来，只在开头故意制造一点悬宕气氛，用一封匆匆写就的电报引进一个足球教练的来访。这也是柯南·道尔惯用的手法，后来发展到美国侦探小说的类型之一“黑色小说”之中，半夜的突访客则变成了“金发尤物”。道尔保持了他的“绅士”风格，文中鲜有色情或女性尤物，福尔摩斯是个单身汉，终身未娶，倒是比较平庸的华生娶了一个典型的“淑女”。中国的读者似乎对这个婚姻问题无动于衷，更注意他的正面形象，后来又有人翻译了法国大盗亚森罗萍（Arsene Lupin) 的故事，和福尔摩斯对垒，结果当然是福尔摩斯赢了。

如果我这个双语读者有资格对原作者作一点小小的批评的话，那就是道尔所惯用的维多利亚文笔，有时候句子太长，反而把故事的戏剧性张力冲淡了。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失踪的中卫》这篇故事的作者手稿尚存，弥足珍贵，而且几年前曾运到日本展览。我在网上查到其第一页的影印，作者只改了几个字。可见他不是一个对文笔斤斤计较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思（James Joyce）。然而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相比，他的文字显得简洁多了，至少不拖泥带水。更值得注意的是：用中国文言翻译出来以后，虽然在内容上有少许差错，但文笔反而生动不少，读来有时清爽许多，至少不显得啰嗦。我们且把第一页译文和原文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两种文体的差异，和这种典型的文言译文风格。

开始的第一段，原文相当简洁，只在交代情节，但也没有什么文采可言。可译文竟然比原文还长，为什么？我认为是为了顾及读者初次阅读时容易理解，在传统中国的小说中往往先交代故事的场景的人物的背景，因此，在此译者严天侔也“加油加醋”地添上一句：“四方函电纷至沓来”，而且把原文中“weird”一字详加解释：“措词命意恒有诡异，支离不可索解者，司空见惯，亦弗以为怪”。此类手法，现在的译者会觉得不负责任，然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某一个程度的改写。和其他译文相较，这篇已经算是很“负责任”了。

然而，文言文的韵律感，在此也表露无遗，且看下面添加的写景文字：“时值二月，霾雾沉沉”（gloomy February)，“对景难排百无聊赖”。四个字一组的成语式的句子，是文言文的骨干，当年的读者读来毫不费力，因此虽然译者添加了不少润饰句子，读来依然顺畅。

到了电文部分，文言文的简洁效果就很明显了。原文是：“Please await me. Terrible misfortune. Right wing three-quarter missing; indispensable tomorrow”。译文是：“福君鋻 请迟我 不幸 右翼健将忽亡去 明日不可无此人”。“福君”指的当然是“福尔摩斯”。把“Please await me”译成“请迟我”似乎不通，而英式足球中的“three-quarter”译者显然也不懂，只能说是“健将”，意思不差。在最后两句，文言中惯用的七个字对联式的文体，很自然地出现了且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律。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可以看到原文中的白话“reading it over and over”译成了“且诵且思”，竟十分对称。原文中“evidently considerably excited”两个副词堆在一起，在文言译文里的“仓皇失据”四个字相比就显得更简洁而有神韵。到了典型的英国人说话的语气如“Well, well, I dare say…”译者则省去不译了。

如此仔细分析下去，没完没了。我认为译者的问题至少和原文“旗鼓相当”，虽有少许错误，但总体上并不逊色。继续阅读下去，故事情节开始转折，原文的难度也渐增，但译者一一解决。包括福尔摩斯从电文原稿的墨迹的“反文”解读出来的六个字：“Stand by us for God’s sake”，译文为：“幸拯吾等，上天救之”。如果直接译成现代的白话，就是：“支持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反而比不上文言译得传神。故事情节发展得越离奇，文言的叙事力量也越明显，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文言的简洁文体跃然纸上。

但是今天的读者又有多少人愿意读文言文的福尔摩斯故事？年轻一代的读者更不会顾及文体结构，只注意主角的形象。在BBC的电视连续剧中的福尔摩斯年轻多了，而且身手矫捷，然而这个新的形象，和原来的维多利亚绅士差别太大了。也许那个温文尔雅的绅士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