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者

現今，「浪漫」一詞會讓人聯想到愛情和多愁善感，但「浪漫主義」的含義更要廣得多。從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藝術、文學、音樂和哲學領域的一系列發展，都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浪漫主義」的概念，不是當時的發明，而是後世的創造，肇始於十九世紀中葉。1762年，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作了宣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卻又無時不處於枷鎖之中。」（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在浪漫主義時期，社會巨變，智識階層和藝術行業中的不滿群體對舊制度發起抗爭。

在英格蘭，浪漫主義詩人是這場運動的核心。他們渴望自由，唾棄剝削窮人的行徑，強調個體的價值；他們堅信，人的一生應遵從理想，而非強施的教條和規則。浪漫主義者拒絕理性主義和啟蒙時代以前的條條框框，注重表達真實的個人情感。他們對同時代的人懷有誠摯的責任感：以詩歌為載體，以啟迪昭告世人、改變社會為己任。

革命

一提起浪漫派韻文，我們自然會想起這些名字：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第六代拜倫男爵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6th Lord Byron，1788-1824），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和約翰·濟慈（John Keats，1795-1821）。這些作家心懷感召，自認為是「天選之子」，要引領世人度過那個疾風驟雨般的動盪時代。

那個時代，武力衝突和暴力革命是歐洲部份地區和新大陸的主旋律。英國政府惶恐不安，眼看海峽對岸政府失勢、社會失序，害怕國內爆發同樣的狂潮。早期浪漫主義詩人支援法國大革命，希望那場革命能改變本國的政治；然而，雅各賓專政的殘暴血腥深深震撼了他們的心靈，改變了他們的觀念。華茲華斯在青年時期曾迷戀於法蘭西的共和事業，但後來與革命派漸行漸遠。

想像

浪漫主義者沒有統一的觀念和處事方式，甚至各自間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們的作品中確實有一些關鍵的主導思想。他們深信自己得到天啟，能看透現實；他們深信想像有強大的療效，能治癒身心，人類可以通過想像超脫困苦；他們深信自己的創作才華可以點亮世界、昇華世間、帶來舉世大同的嚮往、再造人類的精神。雪萊在《為詩辯護》（A Defence of Poetry，1821）中這樣歌頌詩人：「他們的靈魂無所不包、洞徹一切，以這樣的靈魂，他們感受和表達身外的一切，把人性的深刻化為一曲華歌……」[1]他宣稱，「詩人為世界立法，不求名分」。有點狂妄，但正是憑藉這股豪情，浪漫主義詩人才能在詩中傳達他們的信念。

弱勢和受壓迫者

早期詩人曲高和寡，語言艱深，講述的主題與普通人無關，或距離遙遠。華茲華斯為此感到不安，他認為，詩歌應該屬於民眾的，應以「人們真正用到的語言來寫（《抒情歌謠集》序）。因此，他致力為窮苦農民、遣退士兵、「失足」女性、精神失常者和兒童等受壓迫者和弱勢群體發言。

布萊克政治觀點激進，常以詩針砭時弊、批評君權和教會。他的詩歌《倫敦》（London）為掃煙囪的孩子、士兵和妓女引起世人的關注。

兒童、自然和崇高

浪漫主義者宣稱，為了世界的新生，要以孩童似的觀念把一切推倒重來。他們相信孩子是特別的，因為他們天真無垢，親近自然，而後一點亦彌足珍貴。對自然界的敬畏在浪漫派韵文中處處可見。在柯勒律治的《子夜霜》（Frost at Midnight，1798）中，讚頌自然是「教導一切的偉大導師！」他回憶在倫敦基督公學的愁苦，羡慕兒子哈特利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童年，從周圍世界尋找樂趣。浪漫主義者發掘身邊的靈感，激勵世人去探索未涉足的領域——不僅是在地理意義上，也在引申意義上。在他們筆下，世界仿佛廣闊無垠，潛力無限。

為浪漫主義詩歌的一大主題乃是崇高（sublime），指美景帶來的歎為觀止的感受，或敬畏交加的極端情緒。雪萊的《勃朗峰》（Mont Blanc，1816）就是一例，描述了詩人在攝人心魄的美景下的反應。

第二代浪漫主義者

布萊克、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是第一代浪漫主義者，戰爭是他們創作的時代背景。華茲華斯思想漸趨保守，拜倫、雪萊、濟慈等不少第二代浪漫主義者，覺得他投靠了舊制度。在《唐·璜》 （Don Juan，1819-1824）的獻詞中，拜倫批評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和另兩個「湖區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三人都住在湖區），因此遭禁刊。拜倫還把筆鋒對準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斥其為「知識被閹割」的「蠢貨」和「小打小鬧的奴隸販子」（第十一和十四詩節）。雖然強調個體的重要性，浪漫主義者也宣導投身全人類的奉獻精神。拜倫曾積極參與義大利民族主義鬥，還支持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下解放希臘的事業。

帶著性生活糜爛的惡名和一身的債務及醜聞，拜倫在1816年離開英國。卡洛琳·蘭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有一句著名的評價，稱他「瘋狂、浪蕩、危險的知己」。雪萊也受到類似的指責，在伊頓公學得名「瘋子雪萊」，還因宣揚無神論被牛津除名。他批評君權、生活墮落，算是在公私兩方面身體力行地反抗舊制度。

女詩人

以較為委婉溫和的方式，女詩人也為浪漫主義運動貢獻良多。桃樂西·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自稱文筆平平，但詩作自成一格；她的遊記和見聞也為其兄長的創作提供了靈感源泉。女性的追求往往受限，很多女詩人受困於家庭的牢籠，但她們依然心系社會，並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瑪麗·阿爾科克（Mary Alcock，約1742-1798）寫下《掃煙囪男孩的訴苦》（The Chimney Sweeper’s Complaint）；瑪麗·魯賓遜（Mary Robinson，1758-1800）以《誕生日》（The Birth-Day）凸顯貧富生活的巨大落差；費莉西維·赫門茲（Felicia Hemans，1793-1835）的《印度女子的葬歌》（Indian Woman’s Death Song）是探討性別問題的先驅作品。

哥特

哥特式小說的興起也是反抗舊體制的表現之一。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是十八世紀最風靡、稿酬最高小說家，擅長「怪譚式浪漫」（hobgoblin-romance）。鬱鬱不樂的中產階級女性，尤其喜歡她的小說：閱讀女主人公的冒險，置身於讓人窒息的奇觀，從中逃離現實，體驗短暫的精彩和顫慄。因為對浪漫主義詩人的巨大影響，她被濟慈譽為「拉德克利夫媽媽」（Mother Radcliffe）。柯勒律治《克里斯塔貝爾》（Christabel，1816）、濟慈《妖女無情》（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819)，都向哥特派取經。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的名作《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1818）糅合了現實主義、哥特式主義和浪漫主義元素，其中有不少浪漫主義的體現。例如，她引用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詩歌《老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yent Marinere）；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在第三章自白，稱想像是他追求科學的動力。書中就「死而復生」表達憂慮和疑問；還有一些描繪自然的段落，給人以啟迪和慰藉。

拜倫式主人公

浪漫主義創立了不少文學範本。拜倫的《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Childe Harold， 1812-1818），描寫了一名空虛幻滅的青年所過的荒唐日子。這名陰鬱黑暗、哀愁叛逆的拜倫式主人公，性格孤僻，生活漫無目標，堪稱一代人的代表，其形象流傳至今，成為當時年輕人憧憬的物件：男人覺得他酷，女人覺得他帥！1824年，拜倫染上熱疾，英年早逝，更為其創作增添一層魅力色彩。及後，一系列糾結而迷人的男性形象在各類小說中登場，包括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中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又如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簡·愛》（Jane Eyre）中的愛德華·羅切斯特（Edward Rochester）（兩書均出版於1847年）。

矛盾

浪漫主義賦予世界新的色彩，把想像置於理性之上。但在創作時，詩人卻時常面對真實生活的矛盾。《天真和經驗之歌，揭露人類靈魂的對立面》（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Shewing the Two Contrary States of the Human Soul，1794）是布萊克發表的詩集。其中的兩篇詩歌，《羔羊》（The Lamb），《老虎》（The Tyger），表達了兩種不同的宗教觀。《羔羊》用詞和體裁都很簡單，把上帝比喻為仁慈的、充滿愛的牧羊人。但《老虎》中的造物主截然相反，是個強大的鐵匠。老虎的兇悍引發旁白的震驚，和修辭式的提問：「他創造了羔羊，也創造了你？」在《天堂與地獄的結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0-1793）中，布萊克斷言：「沒有矛盾就沒有進步」（第八詩節）。

華茲華斯的《丁登寺》（Tintern Abbey，1798）為慷慨歡歌和悔恨哀樂的交響。濟慈認為，想像和知識兩者水火不容。在1817年末寫給兩個弟弟的信中，他給自己所謂的「客體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一詞下了定義：一種接納懷疑、不確定和神秘的主義，及對理性和真實毫無興趣（12月22日）。濟慈認為，對於人的存在，這一個無法逃避的終極問題，我們不可能找到答案。然而，通過感覺和想像，我們能找到美，正是這種美，助我們熬過人生的慘澹。生活有快樂也有痛苦，構成微妙的平衡。作為個體，要學著接受兩者：「『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足矣／得此真諦，無需他想」（《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1819）。

拜倫、雪萊和濟慈早早離世，增添了他們的神奇色彩。隨著時光流逝，三人漸成偶像，激勵其他詩人繼續呼喊。浪漫主義詩人對流行文化的影響經久不衰，他們所宣導的自我主張、全情投入、個人自由和關懷社會的精神，啟迪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