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希望和爱情的天籁之音：雪莱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象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2]

这是雪莱1819年所做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临近结尾的两节诗句。整整一个多世纪后，雪莱震耳发聩的“枯死的思想”终于从英伦吹落到了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国。

摩罗诗人的偶像

1902年，人类刚刚迈入二十世纪之际，雪莱终于登陆中国，在梁启超等新近创刊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露面：这是一幅雪莱的朋友（Amelia Curran）为他所做的俊美的肖像。这幅具有偶像效应的肖像后来又刊登在1905年一期的《小说月刊》和其它文学期刊上。

自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冷酷黑暗的时刻，雪莱“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样激昂的诗句带给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多少希望的欢悦。在真切听见过雪莱天籁般绝唱的中国人当中，包括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个知青的习近平，这位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至今还把雪莱看成自己最喜爱的西方经典作家之一。一百多年来，包括《西风颂》、《致云雀》（‘To a Skylark’）、《云》（‘The Cloud’）等雪莱的名诗，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中不乏能用译文或英文背诵下来的读者。长篇作品的《阿多尼》（Adonaïs）、《伊斯兰的反叛》 （The Revolt of Islam）、《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和《钦契》 （The Cenci）也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和学者的关注。雪莱的地位也许远不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或但丁那样崇高伟岸，但他一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具偶像效应且最知名的西方诗人。

在中国最早推崇雪莱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人物之一的鲁迅（1881-1936）。1907年，还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其著名的以文言文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里，历数东方文化（包括印度、埃及、伊朗文化等）近代以来落伍的尴尬，哀叹中国多舛的命运，借梵语“摩罗”（即西方的“撒旦”）一词，推崇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所谓“摩罗诗派” [3]：

他们大都不愿唱那种随波逐流，和平欢乐之歌。他们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除非那些还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歌声是不值得听的。如果让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身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中，流离颠沛，而又无法摆脱的人们，听到了这种声音，就会感到这是最雄壮、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声了。但是，把这些告诉喜欢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会更感到恐惧了。

鲁迅把雪莱看作“摩罗诗人”的典范，因了雪莱的诗歌，“正义、自由、真理、乃至博爱和希望等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越发深入人心。这些勇敢的斗士们：

有的称为莱昂，有的化为普罗米修斯，或者成为伊斯兰的勇士一一在人们面前出现，同陈旧的习俗相对立；革新与破坏，毫不妥协。陈腐的习俗既已破除了，还有什么东西存在着呢？那只有改革的新精神了。

鲁迅希望借助雪莱激情昂扬的诗句来唤醒沉睡着的国人，催发新文化的诞生。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前沿先锋人物郭沫若（1892 – 1978）特别看好雪莱诗歌里的战斗精神。郭沫若翻译过许多雪莱的诗歌，包括《乱世之假面行列》（The Masque of Anarchy，1819）的最后一节，这是雪莱为抗议臭名昭著的彼得卢屠杀（英国政府屠杀要求宪政改革的游行群众）而创作的。

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郭沫若翻译这一节雪莱的诗句，是要“向着我们困在乱世之下、枷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同胞, 在此大声急呼一下。”郭沫若曾这样描述其诗歌成长三个时期所受到的影响：

诗的修养时代—唐诗
诗的觉醒期—泰戈尔、海涅
诗的爆发期—惠特曼、雪莱

在郭沫若眼里，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对于郭沫若而言，“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凡是读过郭沫若雄浑奔放的《女神》（1919 – 1921）的人大概都能感觉到雪莱（当然还有惠特曼等）的豪气挚情在其每一诗行里奔流着。

翻译雪莱

二十世纪上半叶， 很多中国人仰慕雪莱， 把他视为反传统的偶像人物，看作新未来、新时代的号角，因而，非常喜爱他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

再以郭沫若为例。他在创作那些“狂飙突进“的新诗歌的同时，致力于推介翻译自己非常喜爱的雪莱。1923年，郭沫若主创的创造社季刊推出了《雪莱专号》，发表了郭沫若写的雪莱年谱，还有他翻译的包括《西风颂》、《致云雀》、《无常》（‘Mutability’）、《召苦难》 （‘Invocation to Misery’）等七首雪莱的诗歌。其它雪莱的诗歌，包括 《云》、《爱的哲学》（‘Love’s Philosophy’）、《致月亮》（‘To the Moon’）等，也很快都有了译文。对于很多雪莱译者来说，翻译雪莱，就是自己胸臆酣畅淋漓的挥发表达, 就像自己在原创诗歌一样。又如郭沫若在给《雪莱诗选》所做的小引中写道：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当然，这不等于说所有喜爱雪莱的人都用同一种形式或风格来翻译他的诗歌。譬如，郭沫若以古典的五言体翻译《致云雀》:

欢乐之灵乎！汝非禽羽族！
远自天之郊，倾斜汝胸膈
涓涓如泉涌，毫不费思索。

高飞复高飞，汝自地飞上
宛如一火云，振宇泛廖苍；
歌唱以翱翔，翱翔复歌唱！

翻译《西风颂》时，却改用“新锐”的白话文散文体：

哦，你不羁的西风哟，你秋神之呼吸，
你虽不可见，败叶被你吹飞，
好像罔雨之群在诅咒之前逃退，
黄者，黑者，苍白者，残红者。
无数病残者之大群: 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去安眠

与郭沫若同时代、同样热衷于雪莱的田世昌读了这样平平淡淡的翻译，觉得有失原作气势磅礴的壮美，就用屈原《离骚》和《九歌》那样古风浩然的气韵再现雪莱所讴歌的西风：

嗟汝猛烈之西风兮，伊三秋之烟媪。
汝至而吾不知系，唯见落叶之纷纷。
落叶飞扬何其速，纷纷遁逃如鬼神；
惨红淡白无颜色，如中流行之妖氛。

同一诗歌，两个风格迥然不同的翻译，各显神通，亦得亦失，读者自可评论。

二十世纪初叶另一个著名的雪莱崇拜者是苏曼殊（1884 – 1917）, 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画家和翻译家（翻译过拜伦诗歌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一日，一朋友把一位英吉利姑娘赠予他的雪莱诗集转赠给苏，苏有心翻译诗集，却迟迟动不了笔，就做诗以示歉意：

谁赠师梨一曲歌，[4]
可怜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报无从报，
梦里依稀认眼波。

小诗最后一句流露出对于不曾谋面的英吉利姑娘的绵绵情意。苏曼殊后来的确也翻译了好几首雪莱的诗，包括一首由二十八组诗节组成的诗歌《含羞草》 （‘The Sensitive Plant’）。遗憾的是大部分翻译都流失了，只有一首生后得以发表，因此这或许是他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译作。下面是苏曼殊译文的开首两节：

冬日诗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曹。
池水初结冰，冷风何萧萧！
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万籁尽廖寂，唯闻喧挈皋。

除了广受读者喜爱的抒情诗外，雪莱的那些长篇巨制，如《希腊》（Hellas）、《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伊斯兰的反叛》等，也都陆续被翻译出来。至2000年《雪莱全集》出版，这位英伦诗人的全部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

中国的雪莱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诗界那些才情洋溢的佼佼者当中不乏被赐予“中国的雪莱”之雅号的，不过，这个殊荣是非徐志摩（1897-1931）而莫属的。1923年刚从剑桥回来的徐志摩在北京的一次演讲里如是说:

诗人究竟是什么东西？……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爱中国的李白，外国的 Shelley。他们生平的历史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也是一首“极好”的诗。一如胡适（1891 – 1962）纪念罹难的徐志摩时所给予的评价: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徐志摩追求爱情（林徽因、陆小曼等）的如痴如醉这里就不赘述了，他《再别康桥》那样灵动飘逸的爱情诗句也是过目难忘的, 翻开他1923年所做的《灰色的人生》这样的诗歌， 迎面扑来的便是雪莱的《西风颂》（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涛涛回声: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和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它要落叶的颜色， 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问它要嫩芽的光泽; 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倾听它的伟大的酣睡的声浪; 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远山的露霭，秋月的明辉，散放在我的发上，胸前，袖里，脚底……

曾经有过“中国的雪莱”之雅号的还有吴宓（1894 – 1978；学者、诗人、中国比较文学创建人之一）和陈逵（1902 – 1990）等。陈逵擅长中英文写诗，美国留学期间就在英文诗刊频频发表诗作，曾被所在大学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 吴宓称其为“中国今时之雪莱”：“世之知雪莱，爱雪莱者，当亦知、爱陈逵也。”

1947年，上海市政当局派军警镇压枪杀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市民，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陈逵在教室里用英文高声吟诵雪莱的《西风诵》，以示抗议和声援，他的学生们也激昂地跟着教授齐声复诵：“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永远的天籁之音

中国人如此热爱雪莱，可是雪莱当初对中国却大不以为然，很有些“单相思”的意味。雪莱在为诗剧《希腊》所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完全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无不生根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那么我们祖先的老师、征服者或京城——罗马——就不可能 用她的武器来传播启蒙的光辉，我们也许到今天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哩。也许更坏，社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中国和日本那样。

如此轻蔑具有五千年辉煌文化的东方古国， 足见雪莱狭隘无知的一面。不过，持这样的西方文化中心视角之偏见的西方文豪诗圣不乏其人，我们就不必太苛求雪莱了。毕竟，在他的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等一系列的震荡和洗礼，正迅猛发展着，比之鸦片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状况，孰强孰弱，是很清楚的。

我们也不必去雪莱诗歌里寻找对中国示好的只言片语来安慰自己。譬如英伦好茶的习惯， 的确是 十八世纪初中国的舶来品， 雪莱也曾落下过这么几句：

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5]

好事者在拜伦长诗《唐璜》（Don Juan）里找到这么一句：“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就“拜冠雪戴，”硬说那是雪莱歌颂中国绿茶诗歌的标题，雪莱爱绿茶至极，可以为之殉身。其实，有关中国的那几句微词杂音，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继续喜爱欣赏《西风颂》、 《致云雀》、《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名诗，“如此欢乐、希望和爱情的天籁之音”不独属于某个国度和时代，是恒久隽永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一、两百年前的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今天我们读诵雪莱的诗歌，依然可以生发这样的感觉和念头，就像当年雪莱倾听飞翔天际、放喉高歌的云雀一样：

只要把你熟知的欢欣

教一半与我歌唱，

从我的唇边就会流出

一种和谐的热狂，

那世人就将听我，象我听你一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