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

请谁不请谁？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集团永恒的核心，却是两位姐妹：画家范乃莎·贝尔，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到底谁是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人，实际上没有确定范围。如果把两姐妹从1905到1939年三十五年中邀请过的人全部开列，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名单”就会很长，1987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人名录》（Who’s Who in Bloomsbury）列名上百，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主要是画家（格兰特，卡灵顿），作家（福斯特，加涅特），诗人（艾略特），美学家（贝尔，弗莱），也有政治学家（狄更生，伦纳德.伍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等。

不过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也是“最不能忍受呆瓜”的人，她们一旦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拒绝再邀。谁不再参加聚会，谁也就不再是此派的人。因此此书大部分人，只是“一度”属于该派，或者说，边缘成员。因此此派没有什么正式非正式成员之分，但是有常来的核心分子，和偶尔来的“边缘分子”。

辛亥左右，大英博物馆收进大量东方文物，需要招一个年轻助理，整理中日绘画。韦利（Arthur Waley）1913年从剑桥毕业，得到这份工作，却不懂任何东方语言，临时自学中文日文，不久就成为西方二十世纪翻译中日诗歌的圣手。他的优美而流畅的译文，影响远超出东方文学圈子外，至今广为流传。

韦利每天骑自行车到大英博物馆上下班，难免遇到剑桥先后同学熙熙攘攘进出某个门。他被邀请参加布鲁姆斯伯利的聚会，大半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诗是个时髦题目。但是韦利却是一个拘谨的人，与布鲁姆斯伯里那些意气飞扬的才子才女不容易谈到一起，那对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请韦利。

1916年，韦利完成第一本译诗《中国诗一百首》，用的是自由诗，而且是“梯形”诗行。译风太新潮，没有出版商肯接受。韦利的剑桥同学弗莱资助，帮他印了一百本。韦利给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一本，受到一顿无情的嘲笑；给庞德一本，结果庞德与这位无名小助理成为好友，还拉上另一位无名小诗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伦敦索荷区喝一次咖啡，畅聊中国诗。

现在研究该派的文化史家，往往把韦利算在里面，可能是想显示这批知识精英的眼界开阔。其实韦利津津有味的谈题，往往是《本草纲目》中的某种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谣提到的农具，在沙龙里，这些题目当然不可能成热门。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导师白之先生，读过韦利的讲习班。鄙人也可以高攀为布鲁姆斯伯里的隔代弟子。

韦利的生性，连作教师都不适合。他是东方学院的“名誉讲席”，只给研究生和教师开讲习班。但是这些讲习班经常冷场，参加者不知道提什么问题，才不至于浪费大学者的时间，而大学者也不知道学生想了解什么。的确韦利只适合与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终生相守，他是个书斋学者。

而布鲁姆斯伯里的人物，大都拒绝做书呆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各自的专业上是权威，但是高谈阔论的却是与本行不太沾边的任何“大题目”。赛以德说真正知识分子应当是“业余”的，这些人物，聚谈终夜言不及义，够得上这个标准。

只传一世

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对性事和友谊的非凡态度，本来似乎可以代代相传，结果布鲁姆斯伯里的做派，在后辈身上一个个搞砸。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贝尔，不愧布鲁姆斯伯里王子：才气横溢，风流倜傥，对父母辈的生活方式很感骄傲。1935年秋天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政治学家姨父伦纳德支持他的选择，说中国将是革命力量的中心。临行前伦敦要为他饯行的朋友多得顾不过来。但是到武汉不久，朱利安就热恋上比他大八岁的凌叔华。按父母辈传统来看，爱情就是爱情，不敢爱有夫之妇，反而是道德懦弱。

朱利安在爱情上左右支拙，焦头烂额，就约了他的英语班上得意门生叶君健，一起沿着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长征路径走川北，试图做他的中国革命之梦。朱利安激赏马尔罗的《人的境遇》，真以为西方人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三十年代中期，他的确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他觉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辈的反战立场，而布鲁姆斯伯里的孤傲自由精神，使他不能忍受大众化的爱国主义。因此，他只能到国外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果然，不久后他如愿以生命酬理想，死于西班牙内战。叶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国任“鼓动员”（Agitator）。这个职务名称奇怪，任务倒也清楚。朱利安的这些长辈友人，还是给了他不少帮助。

另一个得到布鲁姆斯伯里帮助的是作为大公报记者来英的肖乾。诺曼底登陆前，肖乾忙中偷闲，在剑桥读研究生，写《英国心理派小说》论文。当时弗吉尼亚刚自沉去世不久，伦纳德让肖乾来家中阅读弗吉尼亚的手稿和日记。可能肖乾是全世界第一个读到伍尔夫信件日记的人。这些珍贵材料，与布鲁姆斯伯里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记，一直藏于剑桥大学档案库，八十年代后陆续整理出版面世，依然还有很多宝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国时与范奈莎亲密的通信，等着好事者去发掘。

不过中国人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姻缘，还会与布鲁姆斯伯里神话一起延续下去。在查尔斯顿纪念馆，看到不少中国工艺品。我们不知道是中国文化人来英酬酢的赠礼，还是朱利安从中国寄回给母亲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见到的肯定不是全部，朱利安在武汉大学教书，月薪五百大洋，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如此富裕，靠凌叔华指引，把钱都花在买中国工艺美术品寄回英国，孝顺母亲。朱利安在北京中造访“东方马梯斯”齐白石，当场买画寄回给母亲，现在已不知去向。

谁算新月派？

中国“新月社”，名字据说来自泰戈尔《新月集》，其结社活动显然以布鲁姆斯伯里为模式：团聚包括诗人作家批评家、美术家、科学家，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军人等一时之选，往往以女主人沙龙为聚会地点。也出杂志，办书店。

可以看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与“新月社”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文会友的松散集合。只是布鲁姆斯伯里美术家为多，新月社以诗人作家批评家为中心（胡适，闻一多，陈源，饶孟侃，梁实秋，沈从文，凌叔华，朱湘，卞之琳，陈梦家等），团聚包括科学家（翁文灏，李四光，梁思成），政治家（张君迈，罗隆基），人类学家（潘光旦），经济学家（张奚若），甚至军人（王赓，蒋百里）等，聚会形式也是沙龙：开始是徐志摩家，后是闻一多家，最后是林徽因家。

有的文学史家考证谨慎，认为“现代评论派”与“新月派”，成员有重复，却不是一个派别，实际上1923年的新月社，与1925年的新月社，与1927年至1932年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书店作者群）成员也很不相同，细考何人真正属于新月派，实际上不可能。但是，在《新月》上发表诗的，为《现代评论》写稿的，参加林徽音或闻一多沙龙的，被陈梦家编入《新月诗选》的人，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的个人朋友。所以我仿照布鲁姆斯伯里派，提出一个或许比较可行的历史清理办法：徐志摩与谁交往，谁就是新月派。例如当时的北大学生卞之琳，从来未能参加新月派的聚会，只是因为徐志摩偶然看到他的几首诗，青睐有加，飞到上海时亲手交给新月出版社。哪怕回京途中徐不幸坠亡，哪怕卞之琳与徐志摩只见过一面，陈梦家编《新月诗选》就必须有这位青年加盟。

本世纪初中国文化人留学英国，都是学生，与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的接触很有限。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这位二十多岁的学子，在无论哪国的名流面前，从无自卑感。我在英国翻阅旧籍，不可免经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据说韦利请教过徐志摩某首中国诗的翻译，徐志摩也与弗莱讨论过青铜艺术，弗莱送给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画。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记文件等托交凌叔华保管，同时把弗莱这幅画转送给凌叔华。1946年凌叔华到英国，见到范奈莎，给她看这幅画，范奈莎一看已故旧友之作，辗转反复又回旧土，触景生情，不能自已。后来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

弗莱是布鲁姆斯伯里诸人中，对中国文物最感兴趣的人。他是画家，但更是美学家。弗莱是范奈莎的一度情人终身师友，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个关键人物：罗素，狄金森等剑桥“前辈”，就是经由弗莱进入布鲁姆斯伯里的圈子。弗莱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国后印象主义，就是中国的青铜艺术了。他参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比尼翁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他的论文，是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1934年弗莱去世前，在母校剑桥讲授美术史，中国青铜器是他热中的题目，备课时间远远超出教课需要。他说“真希望能把整个学期全部用来讲中国艺术，我心中对周代青铜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铸匠与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会不惜双双跳进熔炉，取得完美的阴阳配合”。这恐怕是徐志摩讲出来能打动洋人心弦的好故事。

唯一者徐志摩

我没能判别清楚的是：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经能算圈里人。这个题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国文化史上，算不算一个“布鲁姆斯伯里派”，出入大矣。

徐志摩认为美国文化人太浅薄，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英国。他希望到剑桥师从罗素学哲学。不巧罗素刚与剑桥校方闹翻，徐志摩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另一说是他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拉斯基演讲，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英，学习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当时英国自由主义者大量转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正时兴当令，而布鲁姆斯伯里的政治立场，一直接近费边社会主义。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日记中发牢骚说，丈夫伦纳德身边老有一些中国学生（可惜她没有记下名字），求教合作社运动之类的问题。这批伦敦经济学院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国学生，到中国却成为思想颇为简单的西化派。英国的左翼激进立场，到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这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圈。

在伦敦如鱼得水的徐志摩，1921年终于因失恋加离婚而颓唐。他又想重温剑桥求学梦。当时狄金森已从剑桥国王学院院长退休，但是说话尚管用，就让徐志摩到剑桥做旁听生。狄金森是个有名的“爱中国者”，一战后，曾应国联之委托考察印度、日本、中国的政治前途，他的报告对中国的前程包最大希望。他在家中常穿一身辛亥后容易买到的品戴花翎满清官服。对中国学生，几乎有求必应。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考证发现，徐志摩有题诗赠狄金森。

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战死于西班牙，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伍尔夫1941年自杀，应当说是这个社团的最后终结；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也就是新月派的实际终结。

的确这两个“派别”有太多的相似点，因此除了文学史的接触研究，还应当做平行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势包围下，怎么会出现组成方式，审美立场都非常相似的团体？难道“美学现代性”是每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走过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