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勋爵：十九世纪的浪子

生活的宏伟目标就是“感知”——去感觉我们的存在——虽然这是痛苦的—— 然而正是这种“渴望的空虚”驱使着我们去“游戏”——去“战斗—— 去“旅行”——去奢求人能深切感受到的每一种追求；其主要吸引力，就是那种跟其所获成就形影不离的骚动。（1813年9月6日，拜伦勋爵写给他的未婚妻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信。）

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拜伦勋爵，于1788年出生于伦敦。他毕生都在搜集各种“感知”，追求争议。比如，在剑桥上大学时，他养了一只驯化了的熊当宠物，并像狗一样地带着它散步。1816年，有谣言说，在他激烈的公开离婚官司期间，他跟他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了性关系。对此说辞，他当众否认；但在私人信件中，他的态度却并不那么坚决。他对希腊自由运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的热烈支持也同样是一种“深切感受的追求”；这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拜伦在希腊枕戈待旦时发了高烧，受了感染，并于1824年去世，终年三十六岁。

尽管拜伦在信里坦白说他对社交不感兴趣——“我出去社交，仅仅是为了寻找新的借口来独处。”——但他的猎获和作品却引人瞩目：他时而受崇拜，时而挨批评。1812年，他的关于一位年轻贵族游历的长篇叙事诗《哈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第一部分出版了。之后，拜伦便声名远扬，成了时尚圈中的名人。拜伦从出生时就带有明显的先天腿部残疾，但他却有一张惊为天人的脸庞，同时他的身材也引人瞩目。他同时代的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一封写于1816年4月10日的信中评论道，拜伦的脸颊是“这般英俊，那容颜是我所鲜见的”，“他的眼睛像太阳洞开的天门——是光明的化身、光明的使者。”众所周知，拜伦在世时，是极力保护自己的形象的，并指示他的出版商约翰·穆雷，销毁任何他不喜欢的雕版像。有一张获他赞许的肖像，是画家托马斯菲·律普思于1813年完成的。

肖像上，拜伦身着阿尔巴尼亚民族服装。拜伦认为，这套服装是“世界上最为荣耀的，”是他在1809年“地中海大旅行”时得到的。肖像表现了诗人的游历和冒险精神，也烘托了拜伦那张平静而忧郁的脸。拜伦是个有名的喜怒无常的人，时而合群，时而赌气。他是个脾气走极端的人，这既表现在他的秉性上，也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一次，拜伦坦诚地自我反省道：“我是如此地多变，交替地表现出各色各样的七情六欲，但是哪种情绪都不会长久——我是如此这般地把善和恶混于一身的人，以至于描述我，是件很难办到的事。”[1]

拜伦的政治活动

从小，拜伦就胸怀在议会谋职的愿望，而诗歌最初只是他排位第二的兴趣。基于出身英国贵族而承袭的特权，拜伦进入了英国国会上议院（House of Lords），并于1812年发表了他的首次讲演，来反对《织机法提案》（Frame Work Bill）。在该提案里，毁坏纺织业使用的机械织布机行为，可被定为死罪。

这项提案所引起的争议，在诺丁汉郡引发了骚乱。在那里，新织机的使用，造成了很多男工的失业，从而使他们陷入了饥饿和绝望的境遇。在这个历史性的演说里，拜伦哀叹，他的许多政坛同行，都把骚乱者看成没有教养的暴徒，没有意识到这些骚乱者所处的绝望境地：

正是这些暴徒，在您的田地和庄园里劳作，加入您的海军，应征您的陆军——使得您得以傲视全球。但是，他们也能够傲视您 ——在您忽略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灾难把他们赶向绝望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些人民叫做暴徒。可是别忘了，暴徒也常常能够诉说出人民的心声。[2]

尽管拜伦反对该提案的演说既淋漓酣畅又富有激情，但是该提案还是获得了议会的通过。拜伦由此被看成为激进派，成了老保守势力的敌人。比如，1819年版的《多切斯特指南；或杰克盖的房子》（The Dorchester Guide; Or A House That Jack Built），这本反对激进派的小册子，把拜伦画成一个长有兽蹄的魔鬼，把这种看法表现得明明白白。这个匿名刊物警告说，人们的“头脑被拜伦甜美而和谐的”诗歌给腐蚀了。它又提醒大家去“看看拜伦的脚”——这里指的是拜伦的瘸腿——用来证明拜伦跟魔鬼之间的关联。

由于拜伦终生对自己的残疾一直十分敏感，因此这种指责听起来特别残忍。据说，拜伦拒绝跟他众多的情人在同一张床上过夜。这样，她们就没有机会看见他那只扭曲的脚了。

拜伦的爱情生活

“要是没有某个爱情目标，我就无法存在。”（拜伦勋爵1812年11月9日写给梅尔本子爵夫人的信。）

据拜伦自己说，他有过许多情人，大多数拜伦的传记作家也一致认为，拜伦跟男人和女人都有过性关系。卡罗琳·兰姆勋爵夫人，就是那位曾经在她的日记中，给拜伦贴了个著名的标签的那位女人，说拜伦是个“疯狂、浪荡、危险的知己”。 兰姆勋爵夫人在阅读了拜伦的《哈罗德公子游记》之后，坚决要求跟拜伦会面，并在1812年跟他有了一段短暂而激荡的私情。后来，拜伦觉得这段私情过于公开化和激荡了，所以就了结了它。于是兰姆就试图刺伤自己，并在一封信里给拜伦送去了她私处的一撮毛发，落款是“来自于你的野羚羊。”[3]

由《哈罗德公子游记》的出版而带来的名声，见证了拜伦随之而来的许许多多的爱情，而爱情和诗歌就毕生跟拜伦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了。拜伦自称，他对诗歌最初的尝试是他十二岁那年，当时，他正迷恋他的一位小表姐。而《唐·璜》（Don Juan），那首他生命中最后六年里创作的史诗，那首至死也没完成的史诗，重塑了那位有众多情人的登徒子。关于《唐·璜》，拜伦给一位朋友写道：“这首诗也许很下流。但是，难道诗里的英文不是很好吗？[……] 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呢？谁没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一回呢？谁没在邮政马车里锤炼过自己的家伙呢？谁没在出租马车里、在威尼斯的贡多拉船上、在墙上、在朝廷的马车里，磨练过自己的工具呢？ [4]  拜伦的最后岁月，见证了他对一位十五岁的希腊少年的情迷，可是少年却并没有回报他的情思。此后，拜伦就再也不是那位曾经风度翩翩、举世闻名的诗人了。拜伦发觉，那位少年对他的拒绝，对他脆弱的自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那个时期的诗歌也留下了佐证。拜伦三十六岁生日时写的诗，[5]  他的绝笔诗，归结道：“我的日子在黄叶里；爱情的花果逝去了。”

对拜伦作品的评论

从他早期的出版物开始，拜伦就用谴责他同时代诗人作品的办法挑衅他们。在收到了一篇关于他早期出版的诗作的苛评之后，拜伦在1809年写下了讽刺诗《英格兰吟唱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在诗中，他把枪口瞄准了各种诗人，包括罗伯特·骚赛、华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威廉·华兹华斯——这位最末尾的诗人被拜伦用各种方法描写成只有“小聪明”，或者“无耻又愚蠢”。在一封1817年3月25日，给他的出版商约翰·穆雷的信里，他附上了一首妙趣横生的诗歌，评论了很多同时代文人的一些诗歌和小说：有柯勒律治的《美丽的基督徒》（Christabel）；威廉·莱索·博尔斯的《传教士》（‘The Missionary’）；玛格丽特·霍尔福特的《昂居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以及最富娱乐性的、他的旧恋卡罗琳·兰姆写的小说《格兰纳温》（Glenarvon）；这本小说是一幅略施薄纱的拜伦肖像。

我读了《美丽的基督徒》

非常酷。

我读了那《传教士》；

真是——极致。

我试读了《伊得瑞姆》；

啊呣！

我读了一张《昂居的玛格丽特》；

你呢？

我翻过了一页韦伯斯特的《滑铁卢》

噗！噗！

我看了华兹华绥乳白色的《瑞斯同的母鹿》

嗨啰！

我也读了《格兰纳温》，卡罗·兰姆所著，

见鬼去吧！

拜伦对他的诗人同行，约翰·济慈（John Keats）不屑一顾，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给他的出版商穆雷的信中，凡是提到济慈的地方，拜伦就变着花样说“杰克·济慈，或者凯茨，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的名字”。[6] 在提到济慈的作品时，拜伦说它是“某种意淫”。[7] 在一封1812年的信中，拜伦再次表达了他对济慈的诗歌的厌恶，虽然这次因济慈之死语气变得稍有缓和。据谣传，一个糟糕的诗评加速了济慈死亡。拜伦写道：“真的还是假的？雪莱写信给我说，那个可怜的约翰·济慈在罗马死于《文学评论季刊》的评论？我对此十分遗憾——虽然我认为，作为诗人来说，济慈走错了道。”[8]

信件的手稿显示，拜伦在“我对此遗憾”这一行字上面插入了“十分”一词；不管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这个强调词肯定是反思后加上去的。

拜伦跟他同时代诗人关系的一个例外, 就是他跟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之间的亲密友谊。拜伦称赞雪莱的诗歌，雪莱也称赞拜伦的诗歌。在一封1812年写给“我亲爱的拜伦勋爵”的信中，雪莱写道：“非常感谢《唐·璜》……从未有人用英文写出过这样的作品，要是允许我冒险预言一下的话，将来也永远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