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与拜伦式英雄：拜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相较于其他西方诗人，拜伦在中国可谓声名显赫，家喻户晓。他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至少被十四位译者翻译成汉语，并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所列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1] 当拜伦及其作品在二十世纪初被引介到中国后，不仅是中国的翻译家，连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组织（例如“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也对其十分推崇。当时，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创办的著名中短篇小说月刊《小说月报》，不仅将拜伦置于文学研究栏目的中心位置，还为纪念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特意编写了一整册纪念刊，其中收录了傅东华用方言示范翻译的《曼弗雷德》（Manfred）、《海盗》（The Corsair）中梅朵拉的唱段以及《为奥古斯塔而作》（Stanzas to Augusta）等多首拜伦诗作的译本。[2]

不过，虽然拜伦在中国名气不小，但当时他却只有一小部分作品被译成中文。1902年，拜伦的《异教徒》（The Giaour）和《唐·璜》（Don Juan）节选由梁启超首次翻译成中文，之后就鲜少出现拜伦作品的译本，直到近四十年后的1944年，袁水拍才完整地翻译出了《哈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在此之前，拜伦作品的中文译本，多选自其诗歌的短篇节选，或是其他作家为他写的传记。著名的首部汉译拜伦作品集《拜轮诗选》（1909）也是第一本汉译英文诗集，由苏曼殊翻译而成，内容却只有《唐·璜》、《哈罗德公子游记》等四段拜伦作品的节选。[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读者对拜伦私生活表现出十足的兴趣。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期间，出现了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拜伦传记。有的是中国作家笔下的拜伦生活片段，例如王国维著《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1907）[4] 和仲遥著《摆伦》（1908）[5]；有的则是以中国传统的编年形式记录拜伦的一生，如胡适著《摆伦年谱》（1909）[6] 和诵虞著《拜伦年谱》（1924） [7] ；此外，拜伦传记的译本也数不胜数，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比如193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著、唐锡如译《拜伦的童年》（Byron’s Childhood）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出版发行；1943年，鹤见祐辅著、陈秋帆译《拜伦传》由桂林远方出版社出版，后由上海新知书店再版；1946年，约翰·尼科尔（John Nichol）著、高殿森译《拜伦传》（A Biography of Byron）由南京独立出版社出版；1948年，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著、侍桁译《拜伦评传》（A Criticism of Byron and His Work）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8]

拜伦的英雄形象

拜伦是举世闻名的文豪，这也难怪他的诗歌和关于他的故事会在中国大受欢迎。安德鲁·厄尔分贝（Andrew Elfenbein）指出，就连拜伦早期在英国的名声，也都是拜其贵族背景所赐，这个背景不仅为他的诗歌表现力增添了色彩，还吸引了一些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读者。在拜伦丑闻缠身令其彻底颜面扫地以前，有关他的负面言论某种程度上让他更加引人注目，并带给他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一种“轻微的罪恶的快感”。[10] 在十九世纪欧洲，拜伦被视作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民族诗人”，出版社将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各样的口袋书，以便人们在旅途中细致深入地了解那些被拜伦融入到作品的场景和历史。[11] 这些改编作品和附文，字里行间保留了拜伦式的魅力与热情，却不含反抗色彩，也不带政治目的，因此深深吸引着各路游客。[12]当人们以这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拜伦及其作品时，拜伦不再仅是一位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还成了一种属于全世界的“多元文化现象”。[13]

在中国，拜伦的支持者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忽视了有关拜伦私生活的负面言论，转而为他的纯洁形象进行辩解。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领袖鲁迅先生曾回忆拜伦的英雄形象给他带来的震撼，鲁迅说，拜伦的反抗精神以及他对希腊独立的援助，在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14] 鲁迅这样写道：

“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盖英伦尔时，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 [15]

来自日本的影响

如鲁迅所言，拜伦早期在中国的盛名要归因于他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精神，这正符合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需要——当时，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不过，可能有人会问，拜伦所代表的此般英雄形象在最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答案可能要追溯到拜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因为很多早期的拜伦作品译本大多是在日本出版的，或是基于拜伦作品的日语译本转译而来。譬如，梁启超翻译的拜伦诗歌《哀希腊》和苏曼殊编译的中国第一本拜伦的诗集，都是在日本完成并出版的。[16]

1921年12月，北京《小说月报》刊登了岛村抱月一篇文章的译文，这也是将拜伦引介给中国读者的最早期的作品之一。[17]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拜伦置于左拉（Zola）之后（这一安排略显奇怪），并称他不仅是“自然主义”的最高代表之一，而且主张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学理论，追求科学精神，不盲目相信社会太平。拜伦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和推广无疑为早期中国读者接触拜伦埋下了伏笔。

虽然拜伦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晚期才逐渐被译成日语，但中村正直早在1859年和1871年就翻译了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两本书《西国立志编》（Self-Help）和《西洋品行论》（Character），让拜伦走入了日本读者的视野。[18] 拜伦的叙事诗和《曼弗雷德》是其最早被翻译成日语的作品，它们深深吸引着日本读者——“前者的异国情调让人流连，后者让痛苦孤寂得到舒缓”。[19] 到了1930年，除《唐·璜》外，拜伦的所有作品都被译成了日语。正如冈田章子所说，日本读者对拜伦本人的故事兴致盎然，这也是他在日本如此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20] 拜伦被描述为“一个虽然有身体缺陷，却仍凭借天赋，成功升至社会顶层的人”。[21] 中国译者主要翻译的都是日本作家为拜伦作的传记。因此，拜伦的形象在中国读者眼里无疑也是可歌可颂的。不过与日本读者相比，中国人很少讨论拜伦早期在英国的名声。反倒是他童年时的穷困经历，以及在英国上层阶级里遭受的排挤，传到中国人的口中，就常常跟“坚决反抗强权与压迫”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影响了中国读者对拜伦的理解，那就是拜伦作品的早期翻译所采用的多元的诗歌体裁。例如，在译《哀希腊》时，梁启超借鉴了元曲，马君武采用了歌行体，苏曼殊用了五言古诗，胡适则选用了更为古雅的离骚体。[22] 这些中国诗词中固有的经典形式，成功抓住了中国读者的心。也就是说，拜伦作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最初的形象是一位民族主义战士，一位精通中国诗词传统、文化修养极高的作家，其实这都是拜巧用了传统诗歌形式的译作所赐。某种程度上来说，拜伦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还写得一手文雅的诗词，再不仅仅是个追求名气的职业诗人了。

拜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从1890年到1930年，拜伦在中国的盛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经久不衰。拜伦在中国拥趸众多，不仅奠定了拜伦作品汉译的整体基调，还强化了拜伦诗译的政治意味。例如，1958年朱维基所译《唐·璜》中便附有一篇极具当时政治色彩的导言，其中朱维基一面盛赞拜伦为自由奋不顾身的精神，一面却认为拜伦离婚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相互猜忌的弊病。 “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翼文学政策兴起，拜伦诗译被迫中止，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尽管如此，拜伦那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而战的进步诗人形象却几无变动。1993年出版的查良铮译《唐·璜》中，有一篇王佐良的《译本序》，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与朱维基的译本颇为相似，拜伦被描绘为革命人民坚定的支持者，站在了“反动”作家骚塞和华兹华斯的对立面。[23] 王佐良还认为，《唐·璜》第一、二章所受到的谴责，实际上是因为拜伦作品中的言语激怒了那些“伪善”和“保守的绅士们”。[24] 中国学者编纂的英国文学作品集中，对待拜伦生平的态度不是一笔带过，[25] 就是极力维护。[26] 不仅拜伦的个人形象往往被刻画为“人民事业的忠诚卫士”，[27] 他的革命形象也被进一步加深巩固，且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按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文学部分的定义，“拜伦式英雄”指“出身高贵、行事神秘、性格高傲的叛逆人物……凭借激情和天才，能肩负重任，匡正社会腐朽，抗击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暴政”。[28] 换言之，在中国读者看来，拜伦虽享有第六代男爵之位，却是穷苦大众、受压迫人民的代言人。这解释了拜伦在中国为何常与自由独立、反抗压迫联系在一起；为何其某些诗作的译本会在短时间内层出不穷，而其他更浪漫、反叛气息更浓的作品则长时间被忽视。拜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所代表的英雄形象不仅仅只是当时正值危难的人们心中的投影，同时也是拜伦作品在中国文史语境下经长时间反复塑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