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鲍伊

通过从科幻小说、日本戏剧和好莱坞文化中汲取养分,大卫·鲍伊(David Bowie)展示了一系列挑战性别和社会传统的身份形象。在本文中,加文·马丁(Gavin Martin)探讨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鲍伊的风格对音乐家们的影响和启发。

大卫·鲍伊是一位敢于超越常规思维的流行巨星。他那些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富有挑衅性又引人深思的作品,预示着性别和性取向将成为流动而非固定的概念。

1965年秋,想要成为摩登派(及现代主义)流行歌手的大卫·琼斯(David Jones)正在寻求突破,他决定把自己的姓氏改成鲍伊以表明走出庸常的决心。鲍伊塑造的这个新身份使他摇身一变,成为七十年代“华丽摇滚”之父、跨性别的异类和不断寻觅重生的文化萨满。随着时间推移,鲍伊的身份愈发怪异,这也为其日后犹如机器人般冷情的“瘦白公爵”音乐形象埋下铺垫——他向“情人的眼睛射飞镖”,使用可卡因进行自我麻醉。

通过借鉴歌舞伎剧场、哑剧、科幻文学、神秘学素材和好莱坞意象等多元文化,鲍伊让新一代血脉偾张。他是(经典歌曲《太空怪谈》中的)汤姆少校(Major Tom),在以太中漂浮走向未来 ,迈向新领地并突破自我意义上的界限。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小理查德·潘尼曼(Little Richard Penniman,他对鲍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代表的摇滚乐偶像如流星般横空出世,激发了少年时期大卫·鲍伊的想象。小理查德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帐篷剧院变装秀的地下文化产物,他的作品象征着新音乐迈入充满变革的天地。粉丝和表演者在这其中都能加以改造、换上新貌——既能变成与自身截然相反的形象,也能化身成自己想象中的奇幻人物。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鲍伊蓄势待发,准备好要在新的社会氛围下突破蜕变。正如披头士乐队为刚过去十年(1960s)的音乐定调,七十年代则注定是鲍伊的舞台。

披头士乐队曾经历甚至引导了一场社会觉醒,这其中包括推动投票年龄、女性权益和性解放在内的法律自由化。而鲍伊的音乐生涯则是在新秩序之下,探讨可以创造出怎样的世界和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发深层的文化变革。

1965年,鲍伊借鉴安东尼·纽利(Anthony Newley)超现实主义舞台演出而创作的《大笑的侏儒》(The Laughing Gnome)并未造成轰动。但四年后,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里程碑式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和同期的阿波罗11号的探月之旅则完美地呼应着他的《太空怪谈》(Space Oddity)。通过创造出汤姆少校这个向未知领域出发的独旅者形象,鲍伊赢得了自己首个英国十大热门歌曲的成绩,也吹响了召唤同路人踏上征途的世纪末号角。

鲍伊穿着一条裙子(他解释说这是“男人的裙子”)出现在了1971年《出卖世界的人》(The Man Sold The World)的专辑封面上,次年他又模仿了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以雌雄同体的形象亮相《保证满意》(Hunky Dory)专辑封面,鲍伊的性别革命由此初露端倪。1972年7月6日,鲍伊新的另我(Alter ego)——基吉·星团(Ziggy Stardust)出现,他是来自外星球的“被排斥的弥赛亚”,身着紧身衣、蛇皮靴,还甩着一头胡萝卜色的发式。鲍伊以该形象出现在BBC周播电视节目《流行音乐之巅》中(Top Of The Pops)并演唱了歌曲《星人》(Starman)。

有超过一千万的节目忠实观众们目睹了这场前所未有、惊天动地的演出。鲍伊依傍着身旁的吉他手米克·罗森(Mick Ronson),靠近唱和声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到几乎要接吻的地步。当鲍伊看向摄像镜头,唱道“我选择了你……呼……呼……”并用手指向成千上万此刻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的青少年时,表演者和观众交融在一起。当鲍伊以基吉的形象再次登上舞台表演时,他和罗森的互动变得更加激烈。乐坛新闻用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张照片——在罗森弹着短促、仿若高潮的吉他独奏时,鲍伊跪在吉他手前面,抓住了他的臀部。

同年鲍伊在《旋律制造机》(Melody Maker)杂志的一场访谈中“出柜”:“我是同性恋,一直都是,甚至在我还叫大卫·琼斯的时候就是了。”

在鲍伊的歌曲所引发的现象级的场面和他所拥护的世界观里,他的作品邀请着观众,甚至依赖着观众的参与。例如音乐作品 《约翰,我不过是在跳舞》(John, I’m Only Dancing)——从一个双性恋自述者的视角出发,唱的是他和同性恋人拌嘴的故事。它打破了流行音乐的规则手册,欣喜地描绘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几年里,鲍伊的言论都离不开性取向这个话题。1976年,他告诉《花花公子》杂志,他是双性恋。1983年起他又说他其实真的是异性恋。 1993年时,他解释道,尽管作为一名同性恋“并不是一件我觉得很舒服的事……但为了音乐形象我必须这么试试看”。

这一点表明了,解放、发现和改变在鲍伊的世界里都是被鼓励的,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吉(Ziggy)这一形象没多久就被其它新的另我形象们所取代,它们各自承载着崭新的音乐口号——阿拉丁神灯(Aladdin Sane)、瘦白公爵(Thin White Duke)、塑胶灵魂(Plastic Soul),还有在德国前卫摇滚启发下的电子流行先锋作品“柏林三部曲”,鲍伊大大激发了流行乐的变革力量。这一力量在1975年变得更具有包容性和吸引力,当鲍伊为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颁发格莱美奖的时候,他腼腆却明确地称呼观众为“ladies, gentlemen and …others“(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其它人们)。”这一看似随意却具有前瞻性的态度是发自内心的。同样,他的作品也极大地鼓舞并影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 。“雌雄同体”的女性歌星如安妮·伦诺克斯(Annie Lennox)、格蕾丝·琼斯(Grace Jones)、苏克西·西奥(Siouxsie Sioux),还有公开同性恋身份和“性别改造”的男歌星们,如马克·艾尔蒙(Marc Almond)、乔治男孩(Boy George)、“弗兰基到好莱坞”乐队的荷里·约翰森(Holly Johnson),可以说他们都是鲍伊的孩子们。

在柏林,一位名叫罗米·哈格(Romy Haag)的跨性别卡巴莱歌舞表演艺术家成为了鲍伊的缪斯和短暂的情人。鲍伊的制作人托尼·维斯康提(Tony Visconti)描述她那“太空时代迪斯科”的歌舞表演激发了鲍伊扮演异装角色的灵感——鲍伊后以亲切又风趣的形象出现在1979年的音乐录像带《男孩不停摇摆》(Boys Keep Swinging)中。

随后几年里,鲍伊作为一名萨满般的煽动家和如文化发电机般的能量起起伏伏。但他在流行明星身上所留下的印记历经几代不衰,诸如凯特·布什(Kate Bush)、麦当娜(Madonna)、嘎嘎小姐(Lady Gaga)还有博诺(Bono)等各类艺人所扮演过的那些变幻莫测的形象中,都能清晰地找到鲍伊的影子。在2006年的一则矿泉水广告中,鲍伊过去塑造的各种角色纷纷归来并一起戏弄他。在2013年的短片《今夜星光灿烂》(Stars Are Out Tonight)中,他扮演了一个住在城郊的直男,这名角色被鲍伊的另一个雌雄同体、外星人形象的“自我”纠缠不休。

之后,鲍伊把过去的事业暂放一旁,举办了一场包罗万象的名为“大卫·鲍伊是……”的巡回展览。在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面对死亡终极威胁的鲍伊用2016年的专辑《黑色的星星》(Black Star)做出了音乐史上最无畏的告别。主打歌的视频中,他以牧师的形象出现,手里挥舞着一本印着黑色星星的圣经;在歌曲《拉撒路》(Lazarus)的音乐录像带中,他又变成了一个在死亡逼近之际受尽尘世折磨而精神失常的纽扣人(Button Man)。鲍伊最后的这张专辑也深刻地突出了他通过流行表演中的身份转换仪式探寻人生的意义。

鲍伊年少时曾看过安东尼·纽利(Anothony Newley)划时代的电视连续剧《格尼·斯莱德》(Gurney Slade), 他用从中学来的小把戏打破了第四面墙——他把拇指放在鼻子上然后摆动手指来向观众道别。纵然在死亡面前,鲍伊仍不忘坚持流行音乐背后对趣味性的不懈追求。这种心照不宣又意味深长的鲍伊式幽默,仿佛带我们重新回到了1972年那场“流行音乐之巅”的《星人》演出。它传达了一种慷慨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我们应该在流行音乐的世代更迭之中,一直葆有这样的精神。

撰稿人: 加文·马丁(Gavin Matin)

加文·马丁自1978年起便是一名职业乐评人。作为《新音乐快递》(National Music Express)、《毛边》(Uncut)、《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时代》(The Times)等刊物的特约作者,他曾采访过马文·盖伊(Marvin Gaye)、妮娜·西蒙(Nina Simone)、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等音乐传奇人物。哈尼夫·库雷希(Hanif Kureishi)的《费伯流行音乐指南》(The Faber Book of Pop)收录了他给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son)所写的小传,而他所写的关于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和凡·莫里森(Van Morrison)的文章则收录在了美国文集《让摇滚停在此刻》(Rock N Roll Is Here To Stay)。马丁目前是《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乐评人,并在口头表演和主持现场转播节目“谈谈音乐革命”(Talking Musical Revolutions)中进一步探索他对音乐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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