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或压迫？反乌托邦恐惧

最常被用来描述与乌托邦（utopia）意义相反的概念是“反乌托邦”（dystopia），这个词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68年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创造，但当时的含义与现在并不相同。密尔用这个词来回应建立乌托邦的不可能性，因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受制于不能受人类意志影响的自然法则，这意味着所有乌托邦必然有失败的可能。因此，他将所有乌托邦思想家都斥为反乌托邦者（dystopian），因为他们的想法缺陷太多、不切实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反乌托邦”一词指代压制个人、剥夺自由和扼杀创造力的社会。反乌托邦呈现的是与人类愿望和希冀背道而驰且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的残暴，而这一点我们都将认识到。

反乌托邦小说或许比乌托邦小说更具启发性。乌托邦小说在审视人类理想及如何实现完美社会时，总会遇到一些必须克服的阻碍，以寻求如何满足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反乌托邦小说能带给读者生动的警示，以惊人的想象力描绘向某一特定社会、政治或技术方向发展的后果，令读者感同身受。

早期反乌托邦文学

反乌托邦文学最早至少可追溯至埃米尔·梭维斯特（Émile Souvestre）的《世界将是如此》（Le monde tel qu’il sera，1846年），这部作品预见到商业主义如何将人类变成企业或政治机器的奴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在《凯撒之柱》（Caesar’s Column，1890年）中预示了国家政权如何轻易落入腐败分子手中。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铁蹄》（The Iron Heel，1907年）中更进一步，描绘了试图在美国获得绝对权力的资本主义寡头被使用类似技术的社会主义者击败，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

《一九八四》

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49年），尽管我们现在距离这部作品标题的年份与奥威尔当年创作时所预想的未来同样遥远，但它仍能唤起一个具有绝对压迫性的政权形象，身处其中的人类丧失了个性。小说设定在全球三个极权主义超级大国之一，那里的居民必须遵守一套严苛的准则，不断受到“老大哥”（‘Big Brother’）和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的监控。仅仅是超出准则的思考都会受到惩罚。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为国家工作，负责篡改照片和历史档案。在那个国家，个人关系是被禁止的，因此史密斯坠入爱河后便立刻遭受惩罚，被迫背叛自己的爱人，并被再次洗脑，重新爱上了“老大哥”。

俄罗斯反乌托邦小说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源自俄罗斯作家尤金·扎米亚金（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My）。这本书出版于1920年，1927年连载删减版后即被苏联官方取缔。完整俄文版直至1988年才得以出版。1924年，在未获得扎米亚金许可的情况下，这部作品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行，奥威尔读到的即是这一版本。小说时间设定在未来数个世纪后，二百年战争消灭了大部分人类。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绿墙”包围的高度管制的城邦中，灾后世界被隔绝在外。国家控制着未来发生的一切，包括每个人何时吃饭，何时做爱，并且禁止任何人独立思考或发挥创造力。所有人一律以数字代号为名。当“D-503”爱上充满反叛精神的“I-330”时，后者正计划接管D参与设计的新飞船。D没有举报她，但当局从D的日记中发现了这一计划。他被逮捕并接受了“伟大的手术”（‘Great Operation’，类似于脑白质切除术），此后他便能够心无波澜地观看酷刑和处决过程。这个结局和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史密斯在可怕的101号房中的遭遇类似。

另一位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复兴了俄罗斯科幻小说风潮的作家是伊万·叶菲列莫夫（Ivan Yefremov）。他勇于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意象并置对比，从而强调其危险观点。在小说《仙女座》（Tumannost’ Andromedy，1958年）中，他描绘了一个风光秀丽、快乐无忧的地球，时间设定在3000年，书中的社会根据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这是唯一令人信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叶菲列莫夫后来又改变主意，在以两个世纪后为时代背景的续作《公牛时刻》（Chas Byka，1968年）中，他将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另一星球上的独裁政权进行对比。虽然他以中国的共产主义模式为来掩饰独裁特征，但他仍被视为在批判苏联，而这本当时已经遭受严格审查的书最终被禁，直到1988年才重新在俄罗斯出版。

《永夜城》

美国营养学家、发明家米洛·黑斯廷斯（Milo Hastings）创作的《永夜城》（City of Endless Night，1920年）预示了所有此类极权政权。这部作品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最初以《文化的孩子》（Children of Kultur，1919年）为题连载。小说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预知能力展望了一个世纪后在柏林建立的一个压抑、反犹太、类似纳粹的政权。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穹顶巨城，地上地下共60层，每一层都按等级制度分隔。这个城邦独自与世界为敌，而其他地区正在被一个良性的世界国家所统治。在柏林，优生学被用来创造一个男性多于女性的优越种族。从每个人的医生和理发师到他们的日常饮食，一切都受到严格监控，且所有食物都是由人工合成。

纳粹主义的影响

希特勒的上台和他不断扩张的独裁统治为一些战前反乌托邦小说提供了灵感，比如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的《英格兰地下》（Land Under England，1935年），书中描写的极权社会位于由心灵感应进行思维控制的巨大地下洞穴中；以及凯瑟琳·布德肯（Katharine Burdekin，笔名为Murray Constantine）的《卐字之夜》（Swastika Night，1937年），讲述了一个被德国和日本统治的世界，妇女都被关进集中营，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

希特勒的纳粹部队或许会在二战中取胜并统治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可能性激发了反乌托邦另类历史小说形式，例如萨班（Sarban，本名John W Wall）的《他的号角声》（The Sound of His Horn，1952年）和C·J·桑索姆（C J Sansom）的近期作品《统治》（Dominion ，2012年）。

或许近当代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年）。故事背景设置在几十年后的未来，当时美国政府已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极权政权。女性被剥夺权利、失去自由。她们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其中一类是使女，相当于妾。所有黑人和犹太人都被“清除”（‘removed’），甚至完全灭绝。堕胎是非法的，任何畸形婴儿都会被消灭。

反社会者、无政府状态、灾难和赛博朋克

反乌托邦文学不非都像阿特伍德的小说那样极端。哪怕只是提供一个与现状不同的、短暂却令人不安的想象，它们的效力也丝毫不减。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年）中实现了这一点，这部作品源自他对青年文化和青少年犯罪兴起的担忧。他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年轻人成为反社会者，政府不得不引入一些行为工程和精神控制，从而重新改造他们。社会崩溃和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是迈克尔·莫考克（Michael Moorcock）的《黑色走廊》（Black Corridor，1969）的故事背景，这一社会设定激励了主角逃离地球。社会失序的沮丧场景是由莫考克当时的妻子希拉里·贝利（Hilary Bailey）起草的，她在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法兰奇·斯坦纳的堕落》（The Fall of Frenchy Steiner，1964年）中描写了纳粹统治下的英国。社会秩序的崩溃在J·G·巴拉德（J G Ballard）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显见，尤其是在《摩天楼》（High-Rise，1975年）中，当一座豪华高层公寓中的小问题迅速升级为大问题时，住户的行为很快退化为最基本的原始冲动。巴拉德为我们表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的差距薄如蝉翼。

反乌托邦的未来可以五花八门，由不同的原因或灾难引起，例如约翰·布鲁纳（John Brunner）的《立于桑给巴尔》（Stand on Zanzibar，1968年）中描绘的人口过剩，或被翻拍成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年）的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原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68年）中核战争后出现的辐射中毒。电影描绘了许多赛博朋克的经典形象，而一些赛博朋克小说本身也借鉴了反乌托邦意象，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年），其中的千叶城地下世界就被很多人认为富有反乌托邦特性。

这些作家已经向我们展现，任何黑暗或不安的可能性都很容易唤起反乌托邦想象，这也意味着世界陷入反乌托邦梦魇的机会比演化成乌托邦美梦的机会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