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意识与现代性的探索：《达洛维夫人》的导读

跟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也是一部设在六月中旬的某一天，发生在一个城市里的小说。伍尔夫在开始创作自己的小说时正在重读《尤利西斯》，她选择了1923年6月13号的伦敦为故事背景，而乔伊斯选择的是1904年6月16号的都柏林。 不过，将她的主人公设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中年妇人，一个保守党议员的妻子，伍尔夫也标示出她自己的创作领域。与乔伊斯笔下的人物不同，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没有被神话化，她一天中的各个阶段也没有被比作古典史诗。当然，通过在书名中强调她的女主人公的已婚背景，伍尔夫让我们注意到，达洛维夫人不过是她那个时代的普通女子，她被她的丈夫所定义，她的身份被丈夫的身份淹没，甚至她自己的名字也被社会称谓给抹去了。克拉丽莎的一天始于出门为自己的晚会买花，想着：“真快活！”，让人很容易觉得她轻浮又单薄。然而一整天从早到晚跟随她的思绪、记忆、焦虑、顿悟，经历她筹备盛大晚会的全过程，同时进入那些她路过或遇见的人物的思绪中，我们得以见到在战争结束后五年，一个广阔又深入的伦敦的横截面。

捕捉文化流变的影响

伍尔夫借由克拉丽莎来探索文化流变对个人的冲击。从汽车、飞机和电影等新科技，到婚姻和性关系的新解放以及政治巨变的开始。在规划新小说时，伍尔夫曾期望去“批判社会体制，并展现它在最紧张的时期是如何运作的。” [1] 自战争结束后五年，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在战后第一次回到伦敦，被各种变化惊呆了：“人们变得异样了， 报纸也和过去不同了。”这些也是英国社会的主要变化。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曾表示，《达洛维夫人》是对处于权力转型期的“统治阶层”相当“尖锐的批判性”的审视。1923年，有两位保守党首相——由于身体欠佳而辞职的博纳·劳（Bonar Law），以及当年五月继任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但是到了1924年1月，保守党落选，拉姆齐·麦克唐纳德（Ramsay MacDonald）将会成为首位工党首相。克拉丽莎所属的阶层“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它的价值观……正在遭到质疑……帝国摇摇欲坠。“伍尔夫还想把阶级体系和性别体系联系起来，把工人阶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4）这篇著名的散文中，她提出，从1920年开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一旦人际关系改变了，宗教、行为方式、政治和文学也都会有所不同。” [2] 她坚持说，无论是人物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无法被爱德华时期的文学传统充分再现，比如依靠物质的实证和外部事实的传统。“对我们来说，”她夸张地宣告，“那些传统等于毁灭，那种笔法等于死亡。”

意识流

伍尔夫运用再现人意识流动的手法，反映出她需要超越写实主义的笨拙文风，超越她爱德华时期的前辈们，比如威尔斯（H.G. Wells）、班内特（Arnold Bennett）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然后找到一种更加敏感、更加艺术、更加深入的方法来再现人物。与她同时代的劳伦斯（D.H. Lawrence）、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都做出了相似的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学揭示出多重层次的自我，在那里，梦境、记忆和幻想跟行动和思想一样重要（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从1921年开始出版弗洛伊德一部著作的英译本）。哲学家将自我描述为各种感官纷繁交汇的接收器。立体派艺术家把绘画主体的多个视角结合在一起来为每幅作品添加一个新的维度。伍尔夫也相信19世纪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必须被一种多角度的叙事方式所取代，小说应该包含多重视角和多重声音。她曾迷上电影这种新媒介，她的叙事手法也十分有电影感，包含了闪回、蒙太奇、快切，以及当多个人物对同一外界事件产生反应时使用的摇摄手法，就如飞机飞过人们头顶时的情节（小说有准确的历史参照；历史上首次用飞机在空中写字的事例就发生在1922年8月的伦敦）。伍尔夫挖掘进入每一个人物的记忆和联想，来赋予他们深度，同时将过去带进了这本“一日”小说。

小说构想

我们对1922到1924年间《达洛维夫人》的创作过程了解不少。伍尔夫题为《时时刻刻》（The Hours）的小说原稿收在大英图书馆，她的创作笔记则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她同样在早期一组总题为《达洛维夫人的晚会》（Mrs. Dalloway’s Party）的短篇小说中涉及了这部长篇的主题，也在日记和信件中论及她的写作过程。 她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安排那些感官和记忆的流动；她不希望章节标题打断自发的意识流动产生的幻象。她考虑过使用希腊式歌队在段落间做出总结性发言，也考虑过将全文分成戏剧式的几幕。最终，她决定用双空行来分隔各个部分。在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英国版中，小说共有12次空行，恰如钟表上的小时分隔。大本钟的鸣响进一步增添了叙事的时间性。小说的一个核心主题正是一天的时间与女性生命循环之间的相似性——也即我们现在所谓的生物钟。伍尔夫将达洛维夫人置于中间，她的周围环绕着18岁到80多岁的女性角色。在创作不同版本的初稿时，伍尔夫逐渐对自己的技巧和目标自信起来：“毫无疑问在我的脑海中，（40岁时）我找到了用自己的声音开始讲述故事的方法。”[3]

迈向坟墓

虽然在小说里从没有直接说明，但52岁的克拉丽莎已经过了更年期，同时内化了一种医学观点，将生命的变化视为一种无望的衰落过程。她不仅失去了年轻时的美貌，还缺少一份职业或者一个独立的社会身份，因此她害怕自己人生的华彩已经结束。爬上楼梯到自己的房间里午睡，她感到自己迈开了去往坟墓的第一步：“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虛，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女人必须脱下华美的服饰。在中午她们必须卸装……她的床也会越来越窄。“ 克拉丽莎觉得她必须去除性别，放弃肉身，然后去适应孤独、寂寞，以及她的社会空间与机遇不可避免的缩减。阁楼与窄床都是死亡的象征。

赛普蒂默斯·史密斯

《达洛维夫人》探讨人们应对变化的能力——年龄增长、阶级的流动、战争与和平、“人生流变”。伍尔夫用克拉丽莎的危机与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的绝望做对比，他是个患有精神失常的年轻退伍军人。他的一天时间与她的并置，而他的神经质的多疑、生动的幻觉和扭曲的感官都与她的平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早期的小说笔记中，伍尔夫把赛普蒂默斯想象成一个疯狂的恐怖分子，策划暗杀首相，为在大战中惨遭杀戮和损害的一代年轻人报仇。然而，一稿又一稿，她将他改成一个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或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受害者。战争让他感情麻木，挚友伊文斯的阵亡让他哀恸不已，与毁灭共谋的社会让他感到愤懑，无力照顾妻子又让他感到负疚，赛普蒂默斯变得十分脆弱，将他收入精神病院休养比让他忍受战争创伤的神经状态还更糟糕。 他病症的极端性反映出他所处社会的状况，人们回避战争造成的情感余震，推崇自我控制，情感受到抑制。

伍尔夫参考自己对疯癫的体验来表现他的幻觉，同时批判那些愚钝甚至野蛮的医生（霍姆斯和布雷德肖）。他们不仅理解不了他的恐惧，还企图送他入院静养治疗。奇怪的是，战争似乎没有触及“统治阶层”一根毫毛。他们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吃文雅的午餐，给泰晤士报写信，谈论那些描绘日落和奶牛的学院派绘画，以及继续那职业化的行政管理日程。为了逃离他们所有人，赛普蒂默斯跳窗自杀了。

肯定生命的盛会

伍尔夫希望小说结尾处的晚会能够展现“各式各样的生活，同时充满期望；此时赛已经死去” （此处赛指赛普蒂默——编者注）。对克拉丽莎来说，那是一个快乐的场合。再次见到很久以前她少女时代的迷恋对象，对方已是生活富裕的五个孩子的母亲，而跟彼得·沃尔什谈天，看她曾经可能嫁的人是这么个不安分不成熟的男人，她便不悔当初的抉择。聚集在她明亮大宅里的是来自伦敦上流社会的人们，有浮夸的、轻佻的、狭隘的、势利的，也有一些她出于善意接待的迷失灵魂。然而在他们高雅得体的外表背后，伍尔夫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隐秘的记忆和苦恼的情感，尤其是面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克拉丽莎察觉到了他们表演的勇气。正当晚会高潮时，她突然听到布雷德肖医生说起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在下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被这消息震惊之下，她躲进一个小房间，独自沉思起关于意义、死亡和目的，这些终极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参悟出这个晚会就是一场肯定生命的集体盛会，她又回到晚会。克拉丽莎在一天之内经历的内心变化像镜子一样折射着她所处社会的转型。除了它对孤独和死亡的执着，《达洛维夫人》是一部具有悲悯和乐观色彩的小说，和开头一样，它的结尾也歌颂着隐忍、生存、友谊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