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膛手杰克

端详着杀人犯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的面相，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看到的，“只有纯粹的残忍、贪婪和心机……和卑贱的邪恶”。他说，他乐于看到杀人犯长着一张杀人犯的脸。

看起来和常人无异的杀人犯

那是就现实生活而言；可在狄更斯自己的小说中，他一直热衷于外表无异于常人的杀人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里，布拉德利·赫德斯通（Bradley Headstone）是一位可敬的老师，但却在谋划着一场凶杀。在《德鲁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里，约翰·卡斯珀（John Jasper）是一名模范市民和唱诗班指挥，但（很可能）也是一个杀人犯（我们无法肯定，因为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

1886年1月，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创造了一个双面人，堪称此类角色中影响极为深远的范例。这部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个喝下药水就变成邪恶杀人魔的博士，出版后头六个月便卖出四万本，之后还有成千上万人观看由该故事改编的戏剧。

1888年8月，堪称史上最著名的改编剧本上演了，由理查德·曼斯菲尔德（Richard Mansfield）扮演双面人。他在观众如痴如醉的注视下，通过改变姿态和步态（可能还改变灯光）来变身。三周后，一名妓女在白教堂遇害，这是开膛手杰克连环杀人的开端。很多人把史蒂文森笔下外表可敬的杰基尔博士（和其凶残的另一面海德先生）与这个东区凶犯联系在一起。报刊媒体干脆把凶手称为海德先生。

一名群众甚至给警方写了封信，指认曼斯菲尔德是凶手：“演过坏蛋就是坏蛋，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可当我看到曼斯菲尔德的表演，看到他的杰基尔和海德，我马上感觉到他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一眨眼功夫就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本事，活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谜之凶手

苏格兰场是否跟踪了这条异想天开的线索，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公众的想象中，总少不了被算到这个无名杀手头上的凶案。这个被贴上“开膛手杰克”名号的无名氏所荣获文字描述之多，可能是自该隐杀害亚伯以来首屈一指了。这起连环谋杀案所引起的巨大恐惧感——和巨大吸引力——是因为它是一桩彻头彻尾的谜案。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有待探讨；被害人的数量甚至名字存在争议；无人被捕，没有审判和判决给这起案件盖棺定论，只有一封信里提到一个模糊的人物和一个诨名，而写信的人基本可以肯定是个骗子；至少五名女性，也许更多，在伦敦东区被杀害和分尸，这究竟是如公众猜测般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多人所为，无法确定。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有很多人把史蒂文森的故事当作线索，认为凶手是个外表“可敬”（知书达理、中上阶级）之辈。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随着真实犯罪事件的展开，杰基尔和海德的戏剧因其品位堪忧而被停演，但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依旧在公众脑海中氤氲不去。一份东区报纸在报道凶杀案时写道“公众转而联想到……某种神秘力量，某种黑暗中世纪的传说”，一年后，一位兼职作家开始专注这一个构想：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写下了第一批后来孕育出小说《德古拉》（Dracula）的笔记。两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白教堂的女性受害者有五名，德古拉袭击并肢解了五个“新娘”；博士携黑色提包，而在白教堂案中有个男子只因携带黑色提包即被捕；在斯托克的笔记里，范海辛和他的伙伴组成了“义警队”（Vigilance Committee），而在白教堂区域则有麦尔安德义警队（Mile End Vigilance Committee）巡街。东区有成千上万犹太移民居住，很多报道含有浓重的反犹色彩。《东伦敦观察报》（East London Observer）声称，这些罪行实在令人发指，“只有犹太人干得出来”。这种歧视和对陌生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东欧异乡客的恐惧，被斯托克融入了其艺术创作当中。

斯托克不缺同道中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也援用双重人格的概念，还将其演绎得更恐怖——表里不一的不是外人，而是亲密的人，是《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那个赤子之心的美人道林·格雷。这部小说的发表只比斯托克的处子作晚三个月。刻画格雷时，王尔德借鉴了白教堂案件的悬疑：无人表里如一，任何一个体面人都可能隐藏着邪恶的秘密。格雷的身世中埋得进一个如同开膛手般的私人世界：有一段“神秘而漫长的空白”，他“在码头附近一家声名不善的客店里，占有一间污秽的客房”——那里位于伦敦东区，离白教堂凶杀案现场不远；在那里，他“用假名，带着伪装”生活，与此同时，坊间流传着“趁着暮色从惨暗的屋里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又带着伪装潜藏到伦敦最肮脏的巢穴里的故事”（第11、12章）。最终，格雷犯下不可名状的罪行，在文学世界里，成为和真实街头的开膛手别无二致的人物。

史蒂文森预言了开膛手的杀戮；王尔德和斯托克创作时，史蒂文森的作品和真实凶案已是既成事实。但他们所探究的概念——他性（otherness）[1]、异化、暴力和绝望，为现代主义的诞生开辟道路，也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