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社会现实主义和小说

在简·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小说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娱乐之一。新书的价格让人却步，但有各种共享和借阅的途径，例如流动图书馆、会员制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虽然读者众多，小说的地位并不高。印刷媒体大量炮制小说，各种冒险故事和神秘故事层出不穷，设定荒唐、情节生硬，靠承转突兀的夸张剧情吸引眼球。书名往往就很唬人，例如安娜·玛丽亚·本内特（Anna Maria Bennett）的《安娜：韦尔奇女继承人的回忆及某富豪轶闻》（Anna: or Memoirs of a Welch Heiress: Interspersed with Anecdotes of a Nabob，1785），某个当时的评论家写道：“情节在某些地方过于天马行空，语言总的来说就是荒腔走板。”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哥特”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占有高端市场，也让《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凯瑟琳·莫兰和伊莎贝拉·桑普，以及《爱玛》（Emma）中的哈莉叶·史密斯手不释卷。在《乌多夫堡秘辛》（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中，拉德克利夫笔下的女主人公、敏感多情的艾米莉·圣奥伯特（Emily St Aubert）被邪恶的叔叔囚禁在一座意大利城堡中，历经种种恐怖，最终逃脱。

反对浮夸的文风

简·奥斯丁对这部大众流行小说爱不释手，但在自己的创作中采取批判的立场，还写了一篇戏仿之作《总结多种刊物后得出的小说创作方案》（Plan of a Novel, according to Hints from Various Quarters）来讽刺这类浮夸的文风，写于1815至1816年，大约是《爱玛》发表的时候。此作针砭了当时的若干畅销书。其中，玛丽·布伦顿（Mary Brunton）的《自控》（Self-Control，1810）最有意思，奥斯丁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过这部小说，表示要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反面教材（她于1814年11月24日写给安娜·勒弗罗伊的信是其中一例）。《自控》的女主人公劳拉·梦忒薇（Laura Montreville）（又是浪漫的非英语发音姓名，和奥斯丁笔下人物差天共地），为了躲避淫贼哈格雷夫上校的摧花辣手而经历种种苦难：从苏格兰逃到伦敦、被绑架、克服一路险阻横跨大洋前往加拿大，最终坐在一群美洲印第安人的独木舟上逃出生天。
简·奥斯丁专门评述过她的小说和这类浮夸浪漫式文学的比较：

我无法正襟危坐、写下这种带有浓重浪漫风气的文学，除非不写就会丧命。如果我非写不可，又不得不一本正经、一丝也不能对自己、对别人的此类作品扑哧一笑，那我敢肯定，不等第一章写完，我就会悬梁自尽。不，我必须坚持自己的风格，坚持自己的创作；坚持兴许换不来二度的成功，可若不坚持，我一定会彻底失败……
（1816年4月1日，致詹姆斯·斯塔尼尔·克拉克，一位热衷于浪漫的文学迷）。

平凡生活的描写

作为对比，她的读者从一开始就看出，简·奥斯丁在为小说开辟新的天地，要以小说做写实的尝试，让读者觉得书中人物仿佛一见如故。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故事发生在奥斯丁熟悉的英格兰南部地区。如斯科特所言，她的小说情节质朴，女主人公的经历非常贴近读者生活：舞会前的准备、海边游玩、野餐等等。奥斯丁用小说来描绘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社会现实（19世纪早期英格兰南部的乡绅和职业人士阶层），从而能够给小说注入贴近真实的道德观，铺陈在平凡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她的主题有父母对子女的行为、坠入爱河的危险和愉悦、交友、邻里相处，以及最重要的——区分善心和恶意。

十九世纪早期，女性的发展机会受限，哪怕乡绅和中上阶级也不能幸免。对这一状况的认识，被简·奥斯丁融入到她的社会现实主义当中。她明白，婚姻是当时女性保障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最好出路。故事里的很多关键情节发生在室内、在客厅中女性扎堆的地方。推动情节展开的，往往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笔下的一些对话，堪称文学中自然和真实的典范。在她笔下那个封闭的小社交圈，流言蜚语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每个人都会传八卦。

当时的反响

“场景刻画入木三分，浑然天成，每一件小事、每一段对话，都好像亲身经历、见闻或了解过似的。”这位读者的评价，被奥斯丁抄入《曼斯菲尔德庄园书评》中。当时的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1816年如此评价《爱玛》：“着墨于寻常琐事，致力于平凡人物”、“爱玛的故事比（简·奥斯丁）之前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还要平淡”。这看起来也许不像是在夸奖，但斯科特确实想致以最高的赞美。十年后的1826年3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把奥斯丁女士的妙笔佳作《傲慢与偏见》温习了一遍，这起码是第三遍了。那位年轻女士是如此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情感、人物和头绪，这等美妙的才能，我前所未见。”

现实主义、浪漫和喜剧的融合

奥斯丁是现实主义作家，这并不代表她还原了社会的最实际的面貌，其小说同样也是浪漫的喜剧。在每一部作品里，爱情和好运总能得胜，璧人终成眷属，前景美好无缺，结尾皆大欢喜。然而书中很多既成的婚姻并不美满，甚至荒唐（不难联想到《傲慢与偏见》中的贝特纳夫妇和《爱玛》中的埃尔顿夫妇）。现实主义是抵制逃避主义和浮夸的文学手段，可以营造贴近生活的幻象，但并非赤裸裸地映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