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二马》导读

老舍（1899-1966）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之一。但英国读者此前对他的了解多限于无产阶级经典著作《骆驼祥子》。他的二十年代悲喜剧杰作《二马》最初于1929年在中国出版。直到2014年，企鹅经典才重新发行这本曾经默默无闻的小说，并采用已故翻译家杜为廉（William Dolby）此前从未发表过的英文译文，老舍这部出色的讽刺小说也因此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

二十年代伦敦华人生活样貌

《二马》以老舍1924年至1929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教授中文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展示了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华人的独特生活样貌。小说最初是为中国读者而写，控诉英国殖民主义的顽固不化和基督教的虚伪。同时，中国人的颓废和派系内斗与具有前瞻性的英国知识分子社会一些令人钦佩的方面又形成鲜明对比。最后，面对中国在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严重影响的全球秩序下的弱势地位，小说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警醒呼吁。

小说两位主人公是鳏夫老马和他的儿子马威，也就是标题中的“二马”。老马是旧中国的遗民，对满清贵族的精致生活念念不忘，他相信“作买卖，拿着血汗挣钱，没出息！”相比之下，马威是后革命中国的典型年轻人。二十一岁的他渴望社会变得更好。他们来到伦敦的原因是因为马先生的哥哥将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一间古玩铺遗赠给了他们。父子俩逐渐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看待客居异国经历的视角，否则对这一际遇的描述往往是片面的，并且受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偏见所扭曲。

直面种族主义和排华情绪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小说、戏剧和电影以其对中国人的冒犯性刻板印象而著称。这不可避免地对生活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如利物浦）的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蒋彝在他的作品《哑行者：伦敦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1938）中评论道，“我们中的一些人以沉闷的方式保持距离；一些人拒绝混入圈子，因为他们会被问及许多来自有关中国生活的通俗书籍和电影的难题”。作家萧乾说，“很难找到愿意为东方人理发的理发师，而租房几乎更不可能”。

虽然这么说，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英的所有中国作家中，老舍是唯一一位在创作中直面排华叙事传统的（排华情绪被定义为对中国、中国人和文化的恐惧或强烈厌恶）。《二马》对当时流行的“黄祸论”以及对伦敦唐人街的刻板影响进行了有意反击：

“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

相比之下，老舍的这部小说让我们对当时居住在东伦敦莱姆豪斯（Limehouse）的小型华人社区的掌柜、餐馆老板、海员和贫困学生的实际生活有了相当独特的了解。

老舍的诙谐幽默

从他笔下的主人公抵达英国的那一刻起，老舍就开始施展他的风趣幽默。他对中英关系的纷乱历史和英国人态度的诙谐评论为小说定下了基调。英国海关官员对待外国人时“把帝国主义十足的露出来”。但二马的行李箱中只有“几件绸子衣裳，和几筒茶叶”，“幸而他们既没带着鸦片，又没带着军火。”

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先生位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店铺，为生活在西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和东伦敦莱姆豪斯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华人之间架起桥梁。二马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租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间小寄宿屋中，这些房间“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气。”年轻的马威常常冒险去码头区，在莱姆豪斯唐人街的中国饭馆吃碗三鲜汤面或者蛋炒饭，老舍本人在孤独或想家时也常常这么做。

二马与女房东温都夫人和她的女儿玛力的关系

当他们在伦敦各区和英国社会的细微末节中摸索时，二马发现他们的存在在不同人身上会引发不同的反应——学者对他们很好奇，店主觉得他们很可疑，伊牧师和其他“中国通”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小孩子则常常直接辱骂他们。

二马与好心的房东温都夫人（Mrs Wedderburn）和她不拘小节的女儿玛力（Mary）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关键。附庸风雅的伦敦女房东的弱点——这种形象也是那个时期英国小说的固定套路——和老马的贵族虚荣一样被温柔地解构了。老舍根据自身经历观察到，女房东的女儿经常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妻子。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这就是小说素材”。玛力·温都常常不经意地粗鲁对待马威，并不是因为她天生恶意，而是受到她所接触的大众媒介和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影响，她相信：

“好象中国人的用毒药害人是千真万确……她就不懂得什么叫得罪人。自要戏里有个中国人，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电影，小说，也都是如此。”

当马威被玛力的腿和时髦短裙吸引时，他对英国人男女老少逍遥自在的生活也感到困惑，“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特赛——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讲革命。”他的父亲对“洋鬼子”，尤其是女性的奇思异想的不解也是小说幽默的主要来源之一。缺少了儿子的敏锐敏感，老马反而更容易融入他的英国房东们。那个夏天，姑娘们都带着宽边草帽，“帽沿上插着无奇不有的玩艺儿，什么老中国绣花荷包咧，什么日本的小磁娃娃咧，什么驼鸟翎儿咧，什么大朵的鲜蜀菊花咧”。老马写了个“美”字，温都夫人将它缝在了玛力的帽箍上，心想女儿这顶绣着中国字的帽子“一定惹起一种革命”。然而，老马发现她把字缝倒了，现在“美”看着好像“大王八”三个字，他只能强忍住笑意。

老舍笔下的伦敦和伦敦人

新潮女性、咖啡馆和酒馆、运动和约会，这些伦敦人日常关注的问题很快就成为二马生活的一部分。老舍对英国人的感情是矛盾的。他的小说批判了他们的傲慢、种族和阶级歧视以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伊牧师的儿子保罗“去看足球，棍球，和骂中国人的电影什么的，是风雨勿阻的”。而且他“在街上能冒着雨站三点钟，等着看看皇太子”。牙买加裔美国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曾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伦敦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氛围描述为“像雾一样令人窒息，它不仅将你包裹起来，而且像一个扼死人的噩梦一样进入你的喉咙”。随着就业市场愈发低迷，经济萧条逼近，曾经对那些从大英帝国各个角落来英参战的外国人展现出的欢迎态度已逐渐消失。在莱姆豪斯和英国其他地区发生种族骚乱后，为了强行遣返和限制移民——他们在法律中被称为“有色人种”（coloured）和“外国人”（aliens）^[1]——入境，英国政府在1920年和1925年对《外国人法》（Aliens Act）增加了更多限制。这些问题都是老舍在这部小说中谈到的。

这些社会问题也对小说的年轻主人公马威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性后果，通过描写他对玛力注定失败的爱慕，老舍对此进行了文学探讨，这也可以与当时其他关于伦敦的小说展开比较。闲暇时，老舍喜欢在安静的东方学院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文学作品。他非常欣赏查尔斯·狄更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他也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最新的实验性作品。老舍对马威内心的疏离感以及对城市社会地形的描写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滑稽的环舞》（1923）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等都市现代主义的开创性作品一样细致入微。

老舍并没有将伦敦描绘成灰暗阴冷的城市以配合马威的失恋情绪，而是通过强调周围环境的欢快而加剧这份痛苦的感觉。海德公园和摄政公园的花坛里一年四季都开满了花，“深红的绣球”和“浅蓝的倒挂金钟”交相辉映，“向着阳光发笑”。甚至车流都是彩虹色的，“街上的汽车看着花梢多了，在日光里跑得那么利嗖，车尾冒出的蓝烟，是真有点蓝色了。”老舍笔下的伦敦是一个有着鲜艳花朵、猩红色军服、锃亮的铜门环、条纹雨篷和脸色红润的少女的城市。在这里，坚定的商业和享乐主义与停战后的社会神经症以及个人的绝望形成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