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间设定在1923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浓浓地残留在《达洛维夫人》中那炎热的伦敦空气里，强调着这样的事实：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英国同胞们来说，战争的阴影还在，对那些未归还者的亲人、朋友和爱人而言，它所造成的空前伤害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一次又一次，小说不断展现着战争带来的无数焦虑和巨大悲伤是如何腐蚀着战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例如，在小说的开篇，我们读到一架盘旋在伦敦上空的飞机，让地面上的人们感到不安，因为即使是在战争终结五年后一个如此平和的夏日，飞机的声音仍能“不详地”令人想起战时曾极其可怕地轰炸过伦敦的德国飞机。[1] 同样，也有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Mrs Foxcroft）“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在战争中阵亡”（第3页）。此外还有基尔曼小姐（Miss Kilman）在战争期间被免除教职，只因她的姓氏听着像德国人，这些都大大强化了我们对《达洛维夫人》的认识，那就是这部小说，除去其他特色，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战争小说：“这个世界最近的经历使他们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女人，都饱含泪水”（第7页）；“在所有的帽子店和裁缝店里，陌生人相视，都会想起死者。当神秘的灰车开过圣詹姆斯公园，它经过的不仅是其他围观者，还有孤儿、寡妇、和战争”（第17页）。

落叶与国家纪念活动

显而易见，《达洛维夫人》不仅是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有力批判，伍尔夫这第四部小说同时也是一部追忆战争阵亡者的纪念性文本。事实上，在小说的很多地方，伍尔夫都不时提及或强调战后纪念文化的各种元素，而每每写到举国哀悼的官方场所和仪式，她都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表达敬意，毫无讽刺或敌意，伍尔夫仿佛也在借用其书中人物休·惠特布雷德（Hugh Whitbread）的话在申明“吾辈对死者应尽之责”（第103页）。书中确有一些默哀场景，充满了敬畏和尊严的仪式感。在小说中，一方面有阵亡军人充斥着文本以及弹震症（shell shock）患者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小说也在较为隐晦并谨慎地纪念那些“倒下的人”，似乎是在追忆或呼应英国政府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立定后所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这一个意图在下面的场景中显露无疑：当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走上白厅街（Whitehall）时，一队刚向纪念碑献完花圈的童子兵进入他的意识：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犹如林中树叶的窸窣声，接着又有一阵沙沙声，一种有规律的得得声，赶上了他，打乱他的思路，使他不由地迈开整齐的步伐，走上白厅街……一群男孩身穿制服，手执枪支，凝视前方，踏正步行进着……”（第46页）

这段引文开头那醒目的表达秋意的短语尤其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我们知道《达洛维夫人》设置在一个尤为炎热的夏日。然而一旦我们想起飘落或坠地的树叶是一种象征着死者的古老文学意象时，伍尔夫的意图就变得明晰了。实际上，伴随那些行进中的童子兵们的还有阵亡人员的队阵，童子兵们也将经过训练去填补那些空缺。因此，在利用落叶这样的修辞手法时，发掘落叶的传统主题时，伍尔夫不仅通过预言他们将战死沙场来反思这些童子兵在白厅出现的意义，还像沃尔什一样，强化了他们在纪念碑前的悼念行为。这个相同的修辞手法随后进一步展开，在摄政公园地铁站对面的那个低吟哼唱的“沧桑女人”被比作“随风飘曳的枯树，光禿秃的，永远长不出一片绿叶，任凭风儿在枝桠中穿梭……”。这位老妇不仅在追悼个人失去的挚爱，也表达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当“死亡的巨镰砍倒了巍巍群山”（第75页）之后，英国那种举国上下的集体丧失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沃尔什递给老妇人一个硬币的时候，“过去的世世代代随之消逝了……就像树叶被踩在脚下，被浸润，淹没，定型……”（第76页）。同样，落叶的意象或也有助于解释当悲伤欲绝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坐在摄政公园里时，为什么会变得尤为确信“树叶都有生命，树木也有生命……通过千千万万极细小的纤维，树叶与他的身体息息相通”（第20页），这无疑也表明他为什么坚信“人们不可砍伐树木”，以及为什么伦敦市中心的麻雀们会向他“拖长嗓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没有什么死亡。它们在河对岸生命乐园的树上唱着，那里死者在徘徊”（第22页）。甚至在那辆开过邦德街去往白金汉宫的豪华灰汽车的帷帘上，都有“像棵树一样的怪花纹”（第13页）。[2]

基尔曼小姐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无名英雄墓”（第126页）做了一次沉痛的拜访（她的兄弟在大战中牺牲了），但整部小说最重要的纪念活动发生在给天空写字的飞机在人们头顶盘旋时：

“整个墨尔街上的人群一齐站着注视天上。此时此刻，四周变得阒无声息，一群群海鸥掠过蓝天，最初仅有一只海鸥领头翱翔，接着又出现一只。就在这异常的静谧和安宁中，在这白茫茫的纯净的气氛中，钟声敲响十一下，余音缭绕，消泯在海鸥之中。”（第18页）

《达洛维夫人》中上午11点钟的静默毫无疑问是英国每年11点钟默哀仪式的文学对照，这个纪念仪式始于1919年11月，到了1925年小说最初发表的时候，默哀已成为阵亡将士纪念日（Remembrance Sunday）仪式中的主要特征。[3] 珀西·菲兹派瑞克爵士（Sir Percy Fitzpatrick）是首个提出默哀仪式的人，他认为，仪式的重点不在于集体哀悼，而在于社会融合，“来提醒我们所共同拥有的更重要的事物”，[4] 伍尔夫在这里的目的也是一样，虽然整部小说总体更致力于揭露分裂、排斥和不平等。随后在小说中，十一点的静默在大本钟敲响半点的时候再次重演，彼得·沃尔什回想起他三十分钟前与克拉丽莎的会面：

“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一切努力停止了。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就此停顿，我们在此伫立。唯有僵硬的习俗的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彼得·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第45页）

和《达洛维夫人》中众多的言词、短语和描写段落相同，这段节选使人联想到官方的默哀仪式，还有纪念碑/衣冠冢（“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cenotaph”一词的意思是“空坟墓”），正适用于与战争纪念相关的解读。

纪念碑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全国出现大量的战争纪念碑、军事雕像和纪念雕塑，《达洛维夫人》对此也有独特的描述。比方说，小说描述摄政公园里灰衣保姆的“硕大身影”（第52页）很值得注意——这是否在暗指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那个在1915年10月因帮助拯救盟军士兵性命而被德国人杀害的护士？在彼得·沃尔什的摄政公园一梦中，她变幻为一个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一个老妇人……她似乎在……寻找一个失落的儿子；去寻觅一个被毁灭的骑手，去充当在人间纷争中死去的儿子们的母亲”（第53页）。同样地，在摄政公园里，当埃文斯的鬼魂接近赛普蒂默斯的时候，“他背后匍伏着千百万人”（第64页），而赛普蒂默斯举起一只手，“恰如一个巨人”（第64页）。多丽丝·基尔曼在小说的一处也呈现出一种雕像般的纪念碑姿态。在等着和伊丽莎白·达洛维一起去陆海军百货商店喝茶的时候，基尔曼小姐被描述成“好像洪荒时代的庞然怪物，沉默而有威力，为了打一场原始战争而全身武装”（第118页）地站着。同时，在从河滨大街回家的路上，炎热使伊丽莎白·达洛维“脸色苍白，好似白漆木；她那秀美的眸子，由于没有注视的对象，便向前凝望，茫然而明亮，瞪视着，天真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尊雕像”（第128页）。彼得·沃尔什认为“老小姐帕里……将永远屹立在天际，白石一般，晶莹剔透，像一座灯塔”（第153页），而另一方面，克拉丽莎则像个苍白又空虚的半残废，每天在窄小的床上度过孤独的夜晚，床上裹得紧紧的白被单使她动弹不得——简直就像战场上被捆绑包扎的伤亡人员。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克拉丽莎是1918到1920年欧洲大流感的受害者，但她同时也是这部小说里徘徊的幻影之一：“打从病后，她整个人几乎苍白了”（第33页）。即便如此，她与彼得·沃尔什的会面仍有种抑制着的暴力氛围——彼得用手指把玩他的折叠刀，克拉丽莎则装备有剪刀。

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

赛普蒂默斯和“停战前夕在意大利牺牲了”（第80页）的埃文斯，几乎可以肯定是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Battle of Vittorio Veneto）中遭遇的轰炸，这场战役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直到1918年的11月4日才结束（11月11号宣告停战）。因此，当读者意识到这场战役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在那时早已决定时，埃文斯之死与赛普蒂默斯的痛苦就显得更加具有悲剧性。这场徒劳战役的山地位置也可以解释为何赛普蒂默斯在他布鲁姆斯伯里的寓所里，“独自面对餐具柜与香蕉”，会想到他自己“不是在峰顶，也不在峭壁上，而是在菲尔默太太起居室的沙发上……在幻觉中一度呈现的山……现在惟有屏风。”（第137页）。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克拉丽莎在想着她的晚会注定会失败之后，这样问自己：“为何偏要爬上顶峰，站在火里倍受煎熬？”（第158页），她这种奇怪的措辞直接取材于前线的山地战事，这也是她和赛普蒂默斯共享的无数想法和经验之一。[5] 而对埃文斯阵亡地点的了解也丰富了雷西娅（Rezia）的回忆：“她跟姑母待在威尼斯的时候，有一回曾看见一面旗帜徐徐升起，在桅杆上飘扬。那是在向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致敬……”（第141页）

然而赛普蒂默斯的痛苦是否完全归因于他的战争创伤经历呢？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同时也受到悲悼和罪感的折磨（直到1967年，同性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才不被定性为一种犯罪），它们来自他对埃文斯的强烈的同性恋情，在1923年，他那备受煎熬的内心充满了这种悲悼和负疚之情。除此之外，文中反复出现古希腊的典故与意象，比如在前面引用的以埃文斯和赛普蒂默斯为中心的片段中，麻雀们在用希腊语唱歌，也进一步证明了伍尔夫是有意将他们的关系表现得充满同性恋意味，让人联想到年轻时的克拉丽莎和萨利·赛顿（Sally Seton）的同性关系（第28-33页）。[6] 因此，赛普蒂默斯的痛苦和压抑虽然明显是“战争经验抑郁症”（The Repression of War Experience）的症状（它由知名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 W·H·R·里弗斯提出，后以“弹震症”广为人知），但它也是他与埃文斯亲密关系的悲伤结局。

战争的幽灵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小说中有如此多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是利用军事用语或常用于描述军事行为的语言来表述的。例如，小说第1页中的“投入/奔向”（plunge）这个动词（也可见第32页，此处描述克拉丽莎把手“伸进”她的衣橱里）常常是用于描述使用刺刀和匕首的，但此处这个词却被用于描述一个“投身于某处”的动作，预示着赛普蒂默斯自杀时的“纵身一跃”。与此相近，在小说的第10页，我们读到基尔曼小姐的灵魂由于“愤懑而生了锈，因为大战期间她被学校开除了”，就好像她的忿忿不平是战场上的一块弹片，而对于克拉丽莎而言，多丽丝·基尔曼是“人们在暗夜里与之战斗的幽灵之一。”（第10页）我们又在别处读到，在伦敦西区，“宗教的圣灵已经显身，她的眼睛紧紧地蒙着绷带，嘴巴张大着”（第12页），就像中了毒气。 理查德·达洛维离开布鲁顿夫人（“一个幽灵般的掷弹兵”）的午餐会，回家去见克拉丽莎的时候，他“手捧一大把鲜花，恰如擎着一柄刀”（第109页），同时想着“大战那时，成千上万的可怜虫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却死掉了，埋成一堆，如今几乎被遗忘了”（第108页），留下女主人布鲁顿夫人在睡梦中“指挥大军向加拿大挺进”（第105页）。同时在陆海军百货商店里，伊丽莎白领着基尔曼小姐，“仿佛她是个大孩子，又像一艘笨重的军舰”（第122页）。在伊丽莎白乘巴士回家的路上，一阵风吹动“一片薄薄的黑纱，遮掩住太阳与河滨大街”（第130页），像一块巨大的裹尸布。随后，彼得·沃尔什觉得伦敦正将她的“刺刀”（第152页），也就是电气街灯，刺“进天空”，就像在前面的故事里，克拉丽莎的女仆露西（Lucy）擎着她的阳伞，“仿佛那是一把神圣的武器。”（第27页）

《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1922）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分别写于《达洛维夫人》前后，这两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战争小说，但两者都没有它们之间的这部作品这样着力于描写冲突以及战后的哀恸。确实，在文学性地再现一战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方面——“军乐”（第130页）仍然回响在伦敦街头，电讯还在不断从“舰队街送往海军部”（第6页）——《达洛维夫人》确实首屈一指、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