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讲：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五日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你和政治恶魔周旋，你要知彼知己。你讲实际，我比你更实际。你同恶人打交道，要恶过他的头。中国古代的所有军师斗法，都是马基雅维利一路。向来以为他公开宣扬恶，以恶制恶，我以为他是反讽。

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评论不过是喝彩。那年希腊雕刻来纽约展览，我看了，哑口无言。看不完的呀，我又不能躺下，躺下，尽看，也看不完。

你们看书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数也太少。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饼，多少月饼？上礼拜堂，天天上。《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而他写到霍拉旭，真是伟大。哈姆雷特这个人，身边一定得有个霍拉旭这样的人。哈姆雷特对任何人说话都不正经，挑剔，疙瘩，唯对霍拉旭句句实话，心照不宣——不是霍拉旭伟大，不是哈姆雷特伟大，是莎士比亚伟大。

在座的画家很熟悉：文艺复兴是欧洲的老本。讲到文艺复兴，是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是指别国。

Renaissance，“再生”之意。

公元十五到十六世纪之间，经漫长中世纪，欧洲文化在新的平面上复活了（目前的两德统一，有点像文艺复兴了）。但很难指哪年到哪年。我们常说的“近代”，有两种定义：一是指十九世纪产业革命以降；一是推得远了，自文艺复兴算起。从全世界历史来看，应从文艺复兴算起，从堂吉诃德骑着瘦马出来，“近代”开始了。

拿这常识、观念，可去看别人的理论。理论中，有实用的，从“知识”谈现代；有非实用的，从“审美”谈现代。

圣·奥古斯丁死后六百多年间，修道院留下了中古以前的欧洲文化。西方文化的这个“文化虎子”，还是在西方这个“虎穴”中。但敲钟唤醒文艺复兴的人，是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乔叟。

我们讲文学史，要扯到历史。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希腊的文化人逃到意大利，把希腊文化艺术带到意大利，这份很厚的礼物，就是后来文艺复兴的种子。

当时哥伦布发现美洲，德国已有印刷厂，意大利已会造纸（李约瑟曾论证中国的火药和马蹄铁，摧毁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朝）。欧洲对世界发生了新的看法，新的观念。整个欧洲弥漫着政治文化的种种新问题，造成空前的思想活跃。新的疑问形成新的答案，新的解答形诸印刷与传播。

蒸汽机推动了产业革命，印刷机推动了文艺复兴。

为何发生在意大利？最靠近希腊，本土又有罗马文化。故有说法：佛罗伦萨之于雅典，一如月亮反映了太阳。

文学史，讲谁好呢？我想，讲马基雅维利，讲阿里奥斯托。以后去旅行前，要好好读那国的书，了解熟悉后去，有收获。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佛罗伦萨人。三十岁不到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常出使外国和法国路易十二的宫廷，与意大利主教、军事领袖西萨·布琪（Cesare Borgia，也译作凯撒·博吉亚，1475—1507）谈判（达·芬奇即曾被西萨·布琪雇用），后被政敌所害，入狱。晚年隐在小村里写作。最重要著作《君主论》（Ic Principe），拿破仑、希特勒，都读。

我可大胆地说，人类中最有独特性格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他怪在判断力、观察力非常敏锐，但办起事来非常率性，老要人做坏事，自己不做坏事。

他自称是人类的公共秘书。所谓“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即马基雅维利。

他是个怪杰。你们翻翻世界伟人的辞典，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总是列位其中。他的《君主论》，讲韬略，讲权谋，与中国兵法比，更赤裸裸谈论权力与统治。中国讲权谋，有遮羞布、幌子、大旗，马基雅维利直截了当讲。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他写西萨王背叛上帝，毫无怜悯，蛇蝎心肠，应受恶报。另一篇章中又奉西萨为统治者的楷模，大事赞赏。马基雅维利搞什么名堂？出尔反尔——很有趣，说穿了，他讲了两个层次的老实话。一，西萨是坏蛋，恶棍。二，要做统治者，不像西萨那样做，你做不成。

西方的拿破仑、俾斯麦等寡头，都以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为然。一切理论，凡要如此做，不如此做，都是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理想主义，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是人和事实际是如何的。从这个观点看，霍布斯（Thomas Hobbes）、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一译作鲍林白洛克）、休谟（Hume）、孟德斯鸠（Montesquieu），都可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学生。

我以为培根论他最中肯。培根说：“我们十分感谢马基雅维利。他写出了人所做的事，而不是人应该做的事。”

这当然是俏皮话。我对马基雅维利如何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或办法，应该看作一种反讽。你和政治恶魔周旋，你要知彼知己。你讲实际，我比你更实际。你同恶人打交道，要恶过他的头。中国古代的所有军师斗法，都是马基雅维利一路。向来以为他公开宣扬恶，以恶制恶，我以为他是反讽。

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生于1474年（马基雅维利不是文学家，是人文学家）。三十一岁开始写他的长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历十年成，是文艺复兴时代最纯粹最完美的诗，是那时的精锐之所在。

什么是文艺复兴的精锐？即对生命的兴趣，对生活的兴趣，对人的兴趣。而在当时宗教宣扬神的兴趣。神的兴趣，即死后的兴趣。

我不是我，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奥兰多，他死了，他埋葬了。
他的最不快乐的爱，
杀死了他，割去了他的头。
我是他的鬼，走上走下，必须经过
这个痛苦的漫长的峡谷，
成为一个范例，一个定则
给别人看，
给那些把真诚放在恋爱上的蠢人看。

这是阿里奥斯托失恋后的诗句的大意。口气很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受他影响。拜伦、普希金，都受他影响。阿里奥斯托是浪漫主义的祖父，我小时候读他的书，就喜欢他。

还有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生于1544年。多情。名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晚年半疯狂。

现在讲英、法、西班牙的文艺复兴。先讲法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3—1553）。他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并称为欧洲三巨人，伟大可想而知。

文艺复兴是苦行主义的中古精神之后的求知、行乐、进取、妩媚，这些精神正好集中于拉伯雷作品。拉伯雷年青时是教士，后来抛弃顺利的生活，成为在家的修士（也有修道者离开家庭）。他有三十多年传道生活，深知幽闭禁欲的坏处苦处。

我们和拉伯雷相隔数百年，我们也深知禁书禁欲的坏处，深知隔离审查的苦处。

拉伯雷老在作品中嘲笑圣女，扩大到嘲笑一切人和事物，刻骨铭心的嘲笑，但不冷酷，不愤怒。他的滑稽是纯朴的、忠厚的，他的深刻性正在于此。我曾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敏感的人道主义者，粗鲁的文学家”。

另一位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一度少有人知。蒙田为人平和，新教徒受旧教徒迫害，起来报复，他认为何必害来害去，既为新教徒辩护，也为旧教徒辩护。

我总把他看成怀疑主义家谱里的前辈。“将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

“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另有一句：

“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

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国王对他说：“我喜欢你的书。”他马上说：“那么，你应该喜欢我的人。”可敬可爱！他憎恶狂热的信仰，恐怖的行为，残酷的刑罚。论及“人道主义”，不要忘了蒙田。

十六世纪是西班牙生气勃勃的时代。北非人、犹太人已被逐走，西班牙独立了——太阳下有一位断臂乞丐。英法记者要找塞万提斯。乞丐说：是我。记者惊讶：你会写东西吗？塞万提斯说：我写过一本《堂吉诃德》。记者说：你知道吗，你在英法大名鼎鼎。塞万提斯回答：西班牙人不知道，我是西班牙人，所以我也不知道。

从前骑士很惨，晚年退休后没有保障，弱者当雇佣兵，强者当强盗。制度没落了，塞万提斯就写骑士。写到后来，他自己的血液流到主角身上，成为骑士的意念，觉得骑士的善良被浪费了。惟其浪费，才是真的善良。这是塞万提斯的伟大的善良。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生于1547年，死于1616年，与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死。典型西班牙男子冒险的一生。先与土耳其人打仗，失左臂，醒来后人告知失臂，他说：“那右臂就更伟大更有力量了。”曾被强盗抢去，又赎回。

三十四岁写作（大家三十多岁写作，不迟啊），一边任小职。脾气不好，常入狱。出书后成名，一点好处也没有，还要饭。后十年写成《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是一本以嘲笑开始、以祈祷结束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杰作。骑士的行径怪诞不经，悖于情理，可是你读着读着，会深深同情他。这就是塞万提斯的文学魅力。少年人读《堂吉诃德》，不会懂的。

我二十三岁时，想论《哈姆雷特》，也要论《堂吉诃德》。这是人类的两大类型（停下来，向大家介绍屠格涅夫论这两种类型的著名演讲）。我的论文就是与屠格涅夫辩论。他贬《哈姆雷特》，因他自己是哈姆雷特型。但我不同意。我讲课是讲课，写作是另一回事，演讲也不一样。写作是面对上帝（艺术），讲课是面对学生（朋友），演讲是面对群众（平民）。

耶稣天然知道这层次。对上帝说的话，绝不对门徒讲，对门徒讲的话，不对群众讲。“该懂的懂，不该懂的就让他不懂。”

肖邦的音乐，就是对上帝说的，独自弹琴，点上蜡烛，众文豪只能偷偷躲在窗下院中听。

文艺复兴最有学问的人，一是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一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著有《乌托邦》（Utopia）。

当时人很重视知识，狂热追求知识。伊拉斯谟曾得教皇与各国国王请教，他以拉丁文写作，作品宏富，最著者有《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讽刺世俗的众生。一出七版。什么缘故？我以为每个世俗的人都喜欢骂世俗的书，以此认为自己不俗。

莫尔和伊拉斯谟是朋友。

英国的文艺复兴是随着莫尔的著作而来的。他比莎士比亚约早一百年，与马基雅维利同辈，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先驱者。

莫尔不是《乌托邦》初想者。最早的构想者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的可爱，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后现代其实也可以文艺复兴。我们发现了宇宙，又发现了基本粒子。这两大发现，应能产生新的文艺复兴。但科学跑得太快，人文跟不上。这悲剧，是忘记了古代的人文传统，而且抛弃了。现代的知识爆炸，炸死了人性。故尼采当时就责怪启蒙运动，理性扼杀了人性。

英国文艺复兴的散文作家还有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从前整个欧洲，正规的写作都要用拉丁文。可是十六世纪但丁以意大利文写作，英国人以英文写作，发掘了本国的语言。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Ⅰ）是个好国王，爱文学。在意大利，有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在当时，这两个伟大的文艺赞助人至关重要。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前，已有两位诗人出现：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 莎里伯爵（Henry Howard，the Earl of Surrey），以英文写十四行诗。后有西德尼（Philip Sidney）及斯宾塞（Edmund Spencer）。西德尼写诗、散文，兼学者和旅行家。他的《诗辩》（Apology for Poetry）是诗人卫护艺术的妙文。他的十四行诗集有些雕琢，但不失恳挚。斯宾塞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少年时已能翻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第一部诗集《牧人的日记》（The Shepheardes Calender），献给西德尼。死后葬于西敏寺，位近乔叟之墓。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比喻繁复，不易懂，写武士、巨龙，影响到后来的弥尔顿、蒲柏、济慈。

伊丽莎白在位时，又有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德雷顿（Michael Drayton）、本·琼生、培根。

讲莎士比亚前，先要讲英国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本·琼生（Ben Jonson，约1572—1637）。小莎士比亚八岁，两人是好友。他当过兵。二十多岁后与伶人为友，多作讽刺剧，如《每人都在他自己的滑稽中》（Every Man in His Humour）。上演时，莎士比亚是演员。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政治家、法学家，又是哲学家、文学家，每方面都占很高的地位。知识渊博，博及整个时代，思想感动整个世界，强调知识与实据。思想有血有肉，观点明达。论文集最佳，小说写过《新大西洋岛》（The New Atlantis），实为他的理想国。他将自己的理想写得很仔细。

他的格言、短句，非常出色。我常爱接引他的话，与他别扭，侃大山。

莎士比亞，值得講四小時、八小時……但這是文學史通論，只能以後慢慢來，準備足夠，下功夫，才能講。

莎士比亚碰不得。研究莎士比亚的书早已成了图书馆，永远发掘不完。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评论不过是喝彩。那年希腊雕刻来纽约展览，我看了，哑口无言。看不完的呀，我又不能躺下。躺下，尽看，也看不完。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二十二岁到伦敦（奇怪，天才都知道离开家乡，都知道要到哪儿去。从这点看，在座都是天才）。最初在剧场打工（我看是打基础），后修改古代剧本——这都对的，天才是天才，基本功都有的，不必进学校，不必硕士学位——后来写了二十年，成三十七个剧本。一类喜剧，一类悲剧，一类历史剧。代表作：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喜剧。

《哈姆雷特》（Hamlet），悲剧。

《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历史剧。

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非常复杂，凡人、名人、仙人，一上台几句话，个性毕现，忘不了。这是极大特点。艺术家呈现这个世界，唯一的依本，就是他自己。

莎士比亚表现莎士比亚。

早期写喜剧，中期写历史剧，晚年写他深刻的悲剧。悲剧中又有喜剧的分子，他以为悲喜是一起的（中国的绍兴戏叫做苦剧，一苦到底，带好手帕去哭）。他最后的七年八年，安详而醇熟。他自己知道使命告终，地位永恒。可惜谁也没有对他说过：威廉，你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正因为仅次于上帝，比上帝可爱。

我排列莎剧，精品中的精品，共十本：《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暴风雨》（The Tempest）、《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恺撒大帝》、《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哈姆雷特》及《李尔王》（King Lear）。

你们看书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数也太少。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饼，多少月饼？上礼拜堂，天天上。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先看《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后人再写少男少女，写不过莎士比亚了！在伟大的作品前痛感绝望，真是快乐的绝望！阳台下罗密欧偷听朱丽叶的独白，之后的幽会，对白，黎明分别时的对话，是全剧的精华，凌绝千古。把朱丽叶定在十四岁，就定得好。两家世仇因是几代相传，忘记了，然而到少男少女殉情后，才见真情，两家明白不能再仇恨了。

《奥赛罗》（Othello），男主角代表爱，忠诚，嫉妒；黛丝德蒙娜代表纯真善良，另一家伙，伊阿古，代表恶。黛丝德蒙娜当众辩白爱英雄一段，非常精彩。伊阿古说坏话的技巧之高超啊，黛丝德蒙娜至死不明真相，死而无怨（瓦格纳少时写悲剧，发现全部杀光了，只好鬼魂上场）。爱与死是最接近的，最幸福与最不幸的爱，都与死接近。

不三不四的爱，倒是和死不相干。

《麦克白》（Macbeth），现在变成说是“心理剧”。非常阴惨恐怖，把女性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浦东高桥教书，寒暑假总有杭州来的学生住我家，伙食包在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娘阴一套阳一套，我们吃足了亏，我就说，这是饭馆里的麦克白夫人。大家哗然大笑——给恶人定性定名，给善人一种快感，看透一个恶人，就超越了这个恶人。莎士比亚写出这恶，写到剥皮抽筋的快感。

《李尔王》（King Lear）是个家庭伦理的悲剧——啊呀！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弄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天才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成永恒——但这仅仅是李尔王一家的伦理关系吗？不，是人性的基本模式。现代中国、现代美国，多的是这种模式的翻版，而且越翻越糟。现代李尔王只有大女儿二女儿，代表正气的小女儿死了，不再复活，绝版了。

人世真没意思，因为真没意思，艺术才有意思。

《哈姆雷特》（Hamlet）是莎翁所有名著中最大的一颗明珠，宝石。全世界文学名著少了《哈姆雷特》，不可想象。凡生于莎士比亚之后的文学家，都再三熟读《哈姆雷特》——中国例外。

到了老年，莎士比亚似乎把郁结心中的哲学观点都放到丹麦王子形象上，但仿佛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莎翁所言。你们看原作，哈姆雷特和人的对白，与他自己的独白，完全是两种辞令语调，这是剧作者莎士比亚在遥控。是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血肉相连，但又离得很远，远远地“遥控”。

许多作家喜欢死乞白赖地赖在角色身上，喜欢靠角色来说自己的话——用这个准则对照大批著名文学家，也不例外。可是莎士比亚、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司汤达、哈代、巴尔扎克，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精神上的儿子。可是这位父亲一点不通私情，冷静看他儿子表演。

哈姆雷特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却是享乐主义者，是个思想者，不肯行动，觉得“我在思想里已做过一回了”。一个思想过度的人，行动非常软弱。

许多人不死，拖拖拉拉活下去，因为在思想上已经死过了。我要是续写《红楼梦》，会让贾宝玉拖拖拉拉活下去。

《哈姆雷特》其中有个最坏的叔叔，他却不多写。后来我懂了，有个象征即可，不必多写。整个古堡阴沉，唯奥菲莉娅（Ophelia）的死是明艳的一笔，白色和绿色。

思想多而行动少——悲观而享乐，最吸引女性。但爱上这种人，注定悲剧，不会有结果——林黛玉爱上一个贾宝玉。

而他写到霍拉旭（Horatio），真是伟大。哈姆雷特这个人，身边一定得有个霍拉旭这样的人。哈姆雷特对任何人说话都不正经，挑剔，疙瘩，唯对霍拉旭句句实话，心照不宣——不是霍拉旭伟大，不是哈姆雷特伟大，是莎士比亚伟大。

欧美人喜欢狗，我喜欢霍拉旭。

中译莎本，我以为最好的是朱生豪，译成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