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孤儿

近来小说中最闻名的角色哈利·波特是个孤儿，这并非偶然。这个年幼巫师外出历险的前提是因父母双亡，他须承担起各种责任。我们可以在经典儿童小说中找出许多孤儿。最早流行的儿童故事之一《两只小好鞋的故事史》（The History of Little Goody Two-Shoes，1765）的儿童主人公就是孤儿（由约翰·纽伯瑞于1765年出版）。仅举几例，《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汤姆·索亚》（Tom Sawyer）、《芭蕾舞鞋》（Ballet Shoes）、等等，也都是以孤儿为主人公。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开始，是因为失去父母，他们不受束缚地去探索世界。因此，孤儿安妮（安妮心肠好，为人多有韧性，是美国相当流行的一部连载漫画里的儿童女主角，这部漫画后来还改编成了广播剧、电影、音乐剧）在不时展露邪恶一面的世界里漫游流浪，在此过程中揭示了他人的品质，而她自己则未曾受到愚蠢或堕落的腐蚀。

孤儿首先是一个错位的人物角色，被迫在这世界之中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小说作为一种文类而逐渐发展成形，表现普通人如何通过经历各种人生考验，确定人生方位的故事。因此，孤儿是个本质上具有小说性的角色，从既定规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得以面对充满无穷可能性（和危险）的世界。孤儿角色带领读者穿越人生经历的迷宫，遭遇人生的各种威胁，把握住了机遇。他们是小说的兴趣焦点，也是一面天真的镜子，映照出他人的诸种品质。在儿童小说中，孤儿角色自然终将找寻到幸福，以此补偿双亲尽失之苦。狄更斯的奥立弗·退斯特（Oliver Twist）尽管与罪犯做伴，却始终保持着善良天真的品性，与儿童小说的此类角色很相似。和许多孤儿角色一样，他发现自己名下继承了一笔不小遗产，但是在此过程中小说也向读者揭示了伦敦隐秘的地下犯罪世界。

脆弱和家庭女教师

只要是对脆弱的儿童感兴趣的作者都可能会想到孤儿群体。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中的麦尔斯（Miles）与弗洛拉（Flora）便是邪恶幽灵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无父无母，有的只是一个永远不在场的监护人。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也是这部短篇小说的主要叙述者，知道自己是他们唯一的救世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纪小说中孤儿从事的工作通常也是家庭女教师。早些时候的例子是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Emma）中的简·菲尔费克斯（Jane Fairfax），她是一个孤儿，生活完全依赖于他人的仁慈好意。她靠着成为一个亲密（且富有的）朋友的住家女伴而生存了下来，但当这位好友结婚时她不得不另寻生计。她与弗兰克·邱吉尔（Frank Churchill）私订婚约，但婚约不成事，她似乎也只能去当家庭女教师。她称这种工作为奴役之一种。

家庭女教师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文学主题。与孤儿一样，家庭女教师处于模糊的中间地带，她的社会地位在仆人之上，但又不是家庭的一员。在小说中，这样的工作则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孤儿，因为这些人没有固定的阶级身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最臭名远扬的反派女主角是萨克雷（Thackeray）所写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中的蓓基·夏泼（Becky Sharp），她是一个孤儿，后来做了家庭女教师——虽然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份工作不过是她往社会上层攀爬的第一环而已。蓓基像其他从事家庭女教师工作的文学孤儿角色一样，也比她的雇主受过更多教育，也更多才多艺。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的维多利亚时代畅销小说《奥德莱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中迷人的家庭女教师露西·格雷厄姆（Lucy Graham）必然也是个孤儿，和狄更斯的《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阴险的瓦德小姐一样。

收养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最著名的孤女，即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笔下简·爱的命运便是以家庭女教师的工作为生。与当时的许多孤儿一样，简的父母在她年幼时便已过世，简被亲戚收养。《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的皮普（Pip）与《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的艾瑟·萨默森（Esther Summerson）同样是被易怒的、爱惩罚人的亲戚收养。在英国，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有法律对收养加以管制，在此之前收养是相当容易的，且通常并不正规。在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织工马南》（Silas Marner）中，爱碧（Eppie）的母亲死在赛拉斯（Silas）的门口，爱碧被遗弃，由独居的守财奴收养，而教区负责人对此却未有任何异议。在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中，年少的孤儿裘德·范立（Jude Fawley）被他的姑婆收养。“你要是也被上帝带走了，和你母亲父亲一同，那会是件幸事，可怜无用的孩子！”她说道。这话出自那位喜欢援引《约伯记》的，“最琐碎的话题也会讲得悲惨兮兮”的女士之口，便显得有些滑稽，但对裘德而言，这句话仿佛是先见（第2章）。

社会机构与抗争

简·爱那冷酷无情的舅母几乎不照顾她，她的表哥表姐也欺负她。简被送往骇人的洛伍德学校（Lowood School），那里多数学生都是被遗弃的孩子。她在那里认识了同学海伦·伯恩斯（Helen Burns）。海伦告诉简，“这里所有的女孩或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或失去了双亲，这是个为孤儿提供教育的机构”（第5章）。简给这个机构取了个绰号，叫“孤儿收容院”（Orphan Asylum），这个词在十九世纪中期很常见，用来指像洛伍德这样的机构，是依靠慈善捐赠而设立和运行的。布鲁克赫斯特先生（Mr. Brocklehurst）自称是基督徒，掌管着整个学校，但为人邪恶。简只是个孤儿，也只能依赖于自己的精神意志来保护自己。像简和裘德这样无父无母的主人公在面对社会的偏见与残酷时是极其脆弱无助的。

简只能自立，最后无奈去当家庭女教师。勃朗特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Villette）的女主人公与叙述者露西·斯诺（Lucy Snowe）似乎也是个孤儿（虽然她明显对自己早年的生活细节避而不谈）。为了养活自己，她被迫先是去当某个性情乖戾的老夫人的有薪“女伴”，后来在维莱特（实为布鲁塞尔的虚构版本）的一家女子学校当低年级教师。“我想你是没有父母的吧，”露西那被宠坏了的学生吉尼芙拉下了这样的论断——她并没有说错（第14章）。勃朗特长于挖掘女性的自我意识，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时时会令同代人震惊，这使得作者把她们设定为孤儿。

即便是简·爱与露西·斯诺这样的命运，似乎也比不得狄更斯的奥立弗·退斯特凄惨。奥立弗的母亲未婚先孕，在教区的济贫院里产下奥立弗之后就过世了，奥立弗无父无母，无处可去，只得留在济贫院里。这个机构依靠当地税收而维持运作，是为穷人开设的，但也必不可免地成为了没有亲戚收养的不幸孤儿的聚集地。在这部小说的第二章中，狄更斯以生猛的滑稽笔触对注定遭此命运的孤婴的死亡率作了一番反思。

狄更斯笔下的孤儿们

狄更斯对孤儿有着执着的兴趣。他笔下的孤儿除了奥立弗·退斯特和皮普以外，还有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里的西德尼·卡顿（Sydney Carton），《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的斯洛皮（Sloppy）等等。《荒凉山庄》中则有一整群的孤儿：女主人公艾瑟（Esther），理查德·卡斯通（Richard Carstone）与他的表亲艾达·克莱尔（Ada Clare），街道清扫工乔（Jo）。狄更斯借由这些人物探讨了英雄式的自我塑造与遭受遗弃的感觉，这两种情感常常互相交织。尽管听见那位将她养大的“教母”（实际上是姨母）的恶毒预言，艾瑟还是依赖自身的内在力量获得了胜利，而理查德却因为无人指引，又自欺欺人，最终从世间消失了。在穷人乔的身上，狄更斯以感伤的笔调呈现了十九世纪孤儿更现实的处境：一个孩子被抛弃，陷入贫困、文盲、疾病交杂的困境中，注定早早地离开人世。

孤儿在小说的历史中，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这些虚构的孤儿角色背后隐藏着一段真实的社会历史。但是，将主人公设定为孤儿身份在小说虚构角度中也自有用处，如此一来，这些人物不得不在这世间为自己找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