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观

自十八世纪中期起，很多英国人对童年开始了有新的看法。以前，清教主义认为人类的“堕落”使人一出生就带罪，这使人们普遍认为童年是非常危险的阶段。因此，大量最早期的儿童文学一心要通过说教和树立行为榜样来拯救孩子的灵魂。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种宗教式的童年观开始式微，“童年”进而与一些积极的含义与特质联系在一起，例如纯真、自由、创造、情感、自然自发，对于负责养育孩子的人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童年的可塑性。

这场童年观变革的核心是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的著述《爱弥尔：论教育》（Émile, or On Education，1762）不仅抛弃原罪说，还坚称孩子生来清白，败坏全因世上的经验。《爱弥尔：论教育》是一篇杜撰，讲述以卢梭的方法养育一个男孩的实验。他的方法抛弃了过去管头管脚的训诫，而让爱弥尔自然发展：在大自然里，遵循自然且健康的本性。这位哲学家总结，这种方法可保存童年的特质，造就自洽的成人和好公民。卢梭的想法很快被儿童文学采纳，体现得最明显的，可能是在他的门生托马斯·戴（Thomas Day）所著畅销童书《桑福德与默顿》（Sandford and Merton，1783-89）。

构造“童年”

在卢梭之后的时代，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童年被赋予特殊的色彩——亲近上帝、善的力量。这种理想化的童年概念，在整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儿童文学中一直影响巨大，其原有的基督教色彩则逐渐淡化。在儿童图书（和其他类型的文学及艺术）中，童年的天真、善良、坦诚和真知，一再成为挽救大人和社会的道德良药。这种特色，在十九世纪讲述城市流浪儿带来救赎的福音派故事里特别突出。典型的一例是赫斯巴·斯崔顿（Hesba Stretton）的《杰西卡的首祷》（Jessica’s First Prayer，1867），其他同类形象也很多，但宗教色彩不那么明显，例如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小公子》（Little Lord Fauntleroy，1885），故事讲述了一个在美国城市贫民区长大的男孩最终却拯救重振了摇摇欲坠又过时的英国社会架构。

童年概念和意境随时间推移被如此彻底地反转，说明世人对童年的印象和观念和现实中孩子们实际生活体验是脱节的。哪怕文字带着现实主义的表象，其背后也蕴藏着对童年的某种文化解读。作家总是想让小读者看看大人心目中的孩子该有的模样。通常，这些孩子以中产阶级生活和价值观为本，穷孩子则不被关注，或是作为符号和象征，服务于文学和政治诉求。还应注意的是，把童年理想化的作家多为男性，他们不太可能负责孩子的日常照料，对孩子的认知因此必然会受到影响。

不管在哪个时代，真实童年总是林林总总，儿童作品中也共存着多种童年观念或构成。以十八和十九世纪为例，卢梭的自然童年理论也没有折服所有人，玛丽·玛莎·舍伍德（Mary Martha Sherwood）等儿童文学作家依然坚守原罪说。也有很多人认为，童年只是成人前的璞玉期，而非值得珍惜和守持的理想状态。

永恒的童年

不过另一些人觉得，童年可不是奔向成年的旅途中匆忙的过渡期。十九世纪见证了所谓童年崇拜（Cult of Childhood）的发展，大人们诗画并举，兴高采烈地赞美着童年。浪漫主义童年观与此现象显然有关，但儿童文学“黄金时代”中（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标志为查尔斯·金斯利写于1863年的《水孩子》和刘易斯·卡罗尔写于1865年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很多作家痴迷得更深，甚至表达出愿再当一回孩子的想法。如卡罗尔在诗作《独处》（Solitude）中的独白，

弃我年复一年的生命凋敝
换取的所有积财
只愿再做一回小小孩提
让那明媚夏日重来[1]

但童年不可能永存。维多利亚时期的幻想文学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使儿童角色在这个世界死去，从而重生（如金斯利的《水孩子》），或让孩子去往某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地方（如乔治·麦克唐纳的《北风背后》）。进入20世纪，儿童崇拜依然不衰，以巴里的《彼得潘》（1904年以戏剧形式登场）为巅峰。不要长大，就是潘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