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曾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伦敦人口约有十万人，不但有王室、贵族、商人、工匠、劳动者、演员、乞丐、小偷和间谍，也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受政治宗教迫害的避难者。稳步发展的英格兰经济吸引着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甚至更远处的商人来伦敦开设商店。因此，伦敦人在城里漫步时“随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和语言——像是欧洲各地、各行各业的齐声大合唱。

“宫廷”（court）一词指代这些王宫以及女王身边的朝臣侍从：一千或一千名以上的仆人、侍者以及朝臣。宫廷经常有出行活动，与其说是因为女王陛下想看别处风景，不如说更是出于非常基本的实用性考虑：如此之多的人制造的垃圾迅速超过了王宫卫生设施所能承受的负荷。虽然抽水马桶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某位朝臣约翰·哈灵顿（John Harrington）发明的（美国俚语中“john”有“厕所”的意思，以此“致敬”其发明者），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皇家城堡中却并未安装室内抽水马桶。因而，宫廷生活虽然可能是奢华的，却也可能散发着臭味。

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

在莎士比亚的创作活跃期，书写伦敦是一种时尚。其中本·琼生（Ben Jonson）与托马斯·戴克（Thomas Dekker）尤因创作“城市喜剧”而闻名。虽然莎士比亚从未对这一流行文类有过贡献，伦敦在他的多部历史剧中都曾作为背景出现过，诸如在《亨利四世》（Henry IV）上下篇中，福斯塔夫（Falstaff）的大本营野猪头酒馆（the Boar’s Head Inn）即是坐落在东市场街（Eastcheap）。在比《亨利四世》的创作时间早些，但故事发生在更晚历史时期的剧本《理查三世》（Richard III）中，理查三世派人在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里谋杀了他的兄弟克拉伦斯（Clarence）和侄子们。而在不常上演的剧本《亨利八世》（Henry VIII）中，审判凯瑟琳的地点设在 “黑衣修士”（Blackfriars）。早期现代的戏迷们对这个名字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他们很有可能是到坐落在“黑衣修士”的室内剧院看戏——剧院正位于亨利八世安排审判凯瑟琳的房间的正下方。

宫廷与王室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周围是皇家要地，西面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自1066年以来每一任英国君主都在此地加冕；东面是伦敦塔，多位王室成员曾被监禁于此。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士国王在伦敦市内和伦敦周围有多处宫殿可用：白厅宫（Whitehall）（全欧洲最大的宫殿），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格林尼治（Greenwich），里士满公园（Richmond），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以及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这些宫殿内外皆富丽堂皇，为王室在伦敦提供了尽可能的舒适生活，几乎每个房间都设有壁炉，橡木板墙上挂有花毯，既保温又隔音。伊丽莎白女王会按照每年的日程从一个宫殿搬往另一个宫殿，通常在白厅宫过圣诞，在里士满过新年，在温莎城堡过复活节。

在伦敦谋生

虽然伦敦的社会成员中最醒目的或许是王室、朝臣与贵族，早期现代伦敦的很大一部分人却都在忙于生计。在莎士比亚之前以及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伦敦的经济发展很大部分可能都得归功于这座城市里的零售商、工匠、批发商与制造业者。

在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印刷出版的文字也成为了人们积极生产售卖的商品之一。技术的进步使得小册子、布道文、剧本、诗集、公告、酷评、哀史等得以大量快速地印刷出来。书商们获取各种资料，印刷售卖给伦敦各地的主顾——贵族、富有的资产阶级、工匠，甚至是识字的穷人。

虽然任何具有一定水准的手艺技术工匠都能在伦敦谋生，但他们需应对的一个障碍是行会制度——这是从中世纪组织管理劳动力的模式转变而来的。行会提供了有用的社会、商业结构，以经验与技术水平来确立等级关系（从学徒到雇主）。行会也提供了将不良会员排除在外的方法。假如出于某种原因，某个伦敦零售商在行会中惹人讨厌，他可能会遭受谴责，甚至被驱逐出行会。这种排外可能会产生激烈后果，令不幸的商人陷入贫困之中——这在伦敦会非常严重。早期的现代伦敦于穷人而言是个恶劣的地方。

贫困与瘟疫

在莎士比亚时代，穷人少有希望能够逃脱饥饿、寒冷、阴湿、疾病、暴晒之苦。街上到处是乞丐。其中一些人是从不宣而战的西班牙与英格兰之战中退下来的老兵，常是残废的或是毁容的。其他一些是从各行会里被驱赶出来的自由民。还有一些是从乡下来的，或许是指望能找到工作，或尽力躲避家族纠葛，或逃避法律惩罚的。

因为穷人多半是不识字的，关于他们生存状况的记录少之又少。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主要来自政府文件记载，比如第一部关于救济穷人的法令以及涉及流浪汉的法律。约翰·斯托尔（John Stow）的《伦敦调查》（Survey of London，1598）详细讲述了王室采取的各种措施，从伦敦的避难者中找出“麻风病人”，“以避免被传染的危害”。到了1601年，贫困四处蔓延，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济贫法》（An 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明令地方、社区对穷人做出回应。政府希望能供给穷人衣食，不一定是出于仁爱或是善心，更常是因为瘟疫的危害。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瘟疫刚结束，腺鼠疫紧接着在欧洲肆虐衰微。此时的伦敦人口增长迅速，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让城市变得尤其脆弱。尽管政府已经做了最大努力，瘟疫仍然是伦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剧院被认为是传染病的温床，在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中许多剧院不断被关停。

在伦敦相对富有的市民的观念中，对瘟疫的恐惧部分是与对穷人、残疾人、无家可归的人的厌恶相关联的。中上层阶级不仅谴责这类人是疾病缠身，而且将伦敦的这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妖魔化，认定他们是罪犯。不过，与任何一座大城市一样，伦敦市中会有许多人触犯法律，不管他们是不情愿还是主动而为。莎士比亚在伦敦粗暴的人群中穿梭往来时，身披枷刑的小偷们可能会从他身边经过，小男孩们也可能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想要偷他口袋里的钱。扒手可能会跟踪穿着讲究的莎士比亚，也试试刀锋，那是他们用来割断把钱袋系到衣服上的带子的。妓女们打扮得珠光粉气的，可能会从窗户中探出身子，跟潜在顾客打招呼。那些肌肉发达、带着伤痕的彪形大汉，脸色阴沉的老兵，莎士比亚也可能看见过而后避开了，这些人刚从与西班牙交战的战场上归来，正想跟路人找茬打上一架呢。

泰晤士河

除却记录穷人的困境，斯托尔的调查书（1603年版）还对泰晤士河作了生动的描绘，泰晤士河对伦敦崛起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这条河流，斯托尔写道，

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容易就被运送到了伦敦，这座重要的存储仓库也是这一区域中所有商品贸易的中心城市；不用提那些大船和其它货运船只，开往伦敦、威斯敏斯特市、萨瑟克区的小平底船和其它小船的数量估约有2000艘以上，而至少有3000个贱民被安排在此工作，参与其中的运作。

泰晤士河是伦敦生活的必需，但或许出人意料地是，伦敦人却并未善待这条河。到了早期现代时期，泰晤士河成了工业以及人为垃圾的贮藏所。环球剧场的观众肯定祈盼过凉爽的天气，祈求能压住剧场外河流不断泛出的恶臭味。泰晤士河堆满了脏物，肯定也变成了疾病的主要载体。叛国者被处决后头颅被割下，也被挂在了伦敦桥的柱子上，必定给这早已恶臭的环境增添了可怖的元素。

罗马人选择伦敦的位置，当然是因为河道在那里最先变窄，运用当时的技术能够架起一座跨越两岸的桥梁，于是伦敦桥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商贸繁荣之地。在莎士比亚时代，伦敦桥边上坐落着一百多座建筑物，很多一层是店铺，二层是住所，露天摊位，甚至有座四层的“无与伦比宫”（Nonesuch House）——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在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南面对着泰晤士河，那里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时不待我”（the Time and Tide stay for no man）。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麦克·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精当地总结了伦敦人对泰晤士河的自豪感：“那座最昂贵的桥令它名声大噪 /那座桥让所有其他河流都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