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小说

前言

间谍小说是指间谍占很大戏份的各种中长短篇，起源于十九世纪，但到二十世纪初才真正拥有自己的地位。在主题方面，由于要描写全球霸强的各种对抗、阴谋、隐密行动和非法活动，间谍小说经常和冒险、惊情及犯罪小说产生交集。就连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笔下威名赫赫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也曾被卷入一些可归入间谍小说套路的案子，最出名的一案也许是《布鲁斯-帕廷顿计划》（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1908），其中，我们的大侦探调查了一款新型潜水艇设计图纸丢失的事件；另外，在以一战前夕为背景的《鞠躬尽瘁》（His Last Bow，1917）中，福尔摩斯向德国间谍提供了假情报。

让侦探小说在文坛站稳脚跟的作品，是爱尔兰作家罗伯特·厄斯金·蔡尔德斯（Robert Erskine Childers）所著《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这部小说里，两个朋友在海滩享受帆船假期，意外撞见准备偷袭英国的德国人，被卷入一场间谍大戏。《沙岸之谜》对下一代作家影响巨大，尤其是《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1915）的作者约翰·巴肯（John Buchan）。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时髦帅气的苏格兰主人公理查德·汉内（Richard Hannay），这也是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詹姆斯·邦德的原型。蔡尔德斯以翔实可考的细节营造故事深度和可信度的技巧，后来也被伊恩·弗莱明、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等作家借鉴。其他值得关注的早期间谍小说，有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Orczy）的《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1905），讲述英国贵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浪潮中解救法国贵族；还有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特务》（The Secret Agent，1907），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密谋在伦敦制造暴力和恐慌。

伊恩·弗莱明

英国间谍小说的黄金时代无疑属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即冷战的高峰。而“冷战”这一词——用来形容苏联和美国及各自盟友之间的军事政治紧张局势——是敌对政府不断以不见光的手段刺探对手情报，了解其军事实力、武器开发计划和政治谋略的历史注脚。这当然为间谍小说的繁盛发展带来完美的土壤。在这一时期，伊恩·弗莱明的邦德系列陆续出版，始于1953年的《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终于1965年的《金枪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这些红极一时的小说，围绕英国特工、代号007的詹姆斯·邦德的历险展开，充满香车美人、异国情调，在二战后的艰难时世下，是帮助很多读者暂时忘却现实困苦的良药。邦德系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黑白分明的立场。无论是苏联情报机构“间谍死神”（SMERSH）的特工，还是全球恐怖组织幽灵党（SPECTRE）的成员，反派们仿佛把“坏”字写在脸上；而大不列颠和大美利坚的特工，则无一例外都是正义的朋友。这种设定或许给作品增添了娱乐性，也确实有助于为读者营造忘却现实的轻松体验，但到底与现实大相径庭。尽管如此，邦德系列大获成功，还衍生出长年盘踞银幕的电影系列，始于1962年的《诺博士》（Dr No），由肖恩·康纳利领衔，让邦德红透四海。《诺博士》是小说系列中的第六部，但被第一部电影选中，因为其内容有些超现实，很适合改成电影剧本（大反派诺博士有一双金属爪，还用龙涂装的喷火装甲车对付他岛上的不速之客）。这部小说在1961年售出八万五千本，但在时隔三年的电影上映后，小说销售量飙升至五十三万之多。

莱恩·戴顿和约翰·勒卡雷

与伊恩·弗莱明笔下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邦德世界截然相反，莱恩·戴顿（Len Deighton）、约翰·勒卡雷等作家用他们的故事打造出一个灰色而缄默的冷战世界，真实度大大提高。相比伊恩·弗莱明，戴顿和勒卡雷更年轻，没有亲眼见识二战的情报活动。对他们而言，邦德乐在其中的打打杀杀，不如冷战环境下的一国政府为获取他国秘密而施展的隐秘行动、电话窃听、双面间谍之类阴谋来得有趣。在他们的小说里，英雄和反派毫无清晰的界定，两方都用一样的诡计，都无视规则。

戴顿和勒卡雷小说的核心角色，与弗莱明笔下英俊健美的邦德很不一样。戴顿第一部间谍小说《伊普克雷斯档案》（The Ipcress File，1962）的主人公甚至没有名字（不过在电影版里，由迈克尔·凯恩扮演的他则有了哈利·帕尔默这个名字）。小说告诉我们，他在英格兰北部集市小镇伯雷（Burnley）的一家文法学校受教育，为某个政府情报部门工作，办公室位于索霍区，一派破败，和邦德那个风雅光鲜的世界相去甚远。

约翰·勒卡雷的第一部作品《电话疑云》（Call for the Dead，1963）让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首次登场。这位英国海外情报机关的一员，在开篇中被形容为：“个子矮胖，性子安静，那身衣服看来耗费不菲，却相当糟糕，挂在四方的身材上，活像阴沉的蛤蟆披的皮囊”。他的太太两年前跟一个古巴赛车手跑了，恐怕也不算意外。这种事邦德显然不会碰上。它既是间谍小说，也是犯罪故事。史迈利在间谍圈里工作，但故事讲述他试图揭开一名同事被谋杀的真相，围绕一系列神秘电话展开，还有便衣特工在一家业余戏剧俱乐部交换长得一模一样的公文包的戏码——这些情节放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也同样完美无瑕。

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是谎言、欺骗和道德模糊的世界。乔治·史迈利对己方的不信任丝毫不亚于对敌方的怀疑。而那部让勒卡雷出名的小说《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干脆把英国情报工作描写得彻底违背西方民主价值观：西方诸国向世界摆出一派无可指摘的体面皮相，可私底下动用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可耻手段。在这里，邦德小说里的黑白分明，被无尽的灰色所取代。

结语

间谍小说兴盛至今。冷战或已终结，但总有新的对手出现，于是便要设法挖出它的秘密。很多当代间谍小说含有调查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和武器走私网络的情节。正如犯罪小说会适应不同时代和审美的要求，间谍小说也一样。伊恩·弗莱明的邦德小说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读者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桃源乡，正如其改编电影为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电影观众带来华美的视觉盛宴。同样，勒卡雷和戴顿的小说把握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式微的趋势，着力于突显整个国家所产生的不安——一度的日不落帝国，如今被美国、苏联和中国压过一头。但是，不管对手是谁，用正当或不正当手段探取其秘密的行动还会继续，间谍小说也将一如既往，把国家政府和特工的秘密行动，化作我们都可以乐在其中的消遣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