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音乐产业的品味、地点与殖民主义

如果问别人：“你听什么音乐？”，你可能得到一个既笼统又具体的回答。作为音乐评论家，我的回答是“几乎什么都听”。当然，也取决于提问的具体日期，或者我当时的情绪状态：“爵士乐、史提夫·旺德（Stevie Wonder）、90年代的丛林舞曲、底特律电子乐、摩城、费拉·库蒂（Fela Kuti）……”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我们所听的东西往往是由品味决定的。品味是一种深层次的个人追求，它的决定因素包括怀旧的回忆、我们周围人的影响以及与我们内心情感之间的直觉共鸣。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才会如此困难，又如此因人而异。我们所听的东西也受我们所处位置的影响——它是一种与时间地点密不可分的个人追求，可能在不经意间具有政治意义。

比如，以全球排行榜上靠前的艺术家为例，无论他们属于何种流派：20世纪，全球最畅销的艺术家来自欧美，以英语进行表演——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猫王（Elvis Presley）、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而在更能反映年轻一代直观收听习惯的流媒体平台，2020 年Spotify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包括：威肯（Weeknd）、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杜阿·利帕（Dua Lipa）——他们都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英语艺人。

近年来，社交媒体粉丝的草根力量也许导致了榜单主导地位的变化——最明显的是防弹少年团（BTS）和Blackpink等韩国流行音乐团体，坏痞兔（Bad Bunny）和J·巴尔文（J Balvin）等拉丁艺术家也在流媒体平台大受欢迎。但就普遍性和历史性而言，殖民主义遗存仍在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品味。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宣传，比其他形式更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我们对欧洲传统的持续霸权的内在认知。

殖民主义和爵士乐

这个问题与艺术家的才能或成绩无关，而是与观念和作品的可获得性相关。在大英图书馆的声音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题献历史上这些观念的轶事。例如，南非鼓手路易斯·莫霍洛（Louis Moholo）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从开普敦的英国军事基地传来的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节目，是他日后爵士音乐生涯的启蒙。因此，他的音乐品味直接受到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他说：“我要感谢，也不会感谢，占领我国家的英国人。”他因此得以接触到爵士乐，而非其他南非民间音乐形式，且被深深吸引。若非英国占领后的种族隔离，莫霍洛也不会被他的祖国流放并定居在伦敦，最后与他的乐队蓝音（The Blue Notes）在那里声名鹊起。

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讲述在南非的广播中听到的爵士乐

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生于1940年3月10日）是一名南非爵士鼓手，曾是蓝音（The Blue Notes）、黑色万岁（Viva La Black）等多支乐队的成员。莫霍洛-莫霍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居伦敦，他对英国爵士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段录音是1999年12月丹尼斯·巴普蒂斯特（Denys Baptiste）对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的口述史采访的节选。莫霍洛-莫霍洛讲述了他如何在用尺子敲打学校的围栏时发现自己对击鼓和节奏的热情，但更重要的是在南非的广播节目里听到的表演：

……我要感谢，也不会感谢，占领我国家的英国人……当时播放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所以我们能听到，我们有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一切。就是那时我听到了你们的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我很崇拜的“大席德”卡特莱特（‘Big Sid’ Catlett）、你们的泰德·希思（Ted Heath），还有你们的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

非裔美国演员兼剧作家维尔纳·巴格纳里斯（Vernel Bagneris）在1995年的一个录音片段中，讲述了他在新奥尔良接受的童年教育，一位白人修女只教他西方古典音乐和艺术，是以此扼杀任何其他文化的知识。她说：“她教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内心的野蛮灵魂平静下来，”他回忆道。巴格纳里斯说他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的时代，我们就是那样长大的。我们被视作一个单独的阶级，要努力去实现其他种族的人已经实现了的‘善举’。”

维尔纳·巴格纳里斯讲述早年的音乐教育

维尔纳·巴格纳里斯（生于1949年），美国歌手、导演、舞者、演员和作家。

在这段于1995年录制的采访片段中，巴格纳里斯讲述了他儿时在新奥尔良初识爵士乐的回忆。他反思自己早年接受的教育其实深受殖民主义影响。在学校里，负责教育他的修女们只教他西方古典音乐，他回想起其中一位修女告诉同学们，这类音乐能够“让（他们）内心的野蛮灵魂平静下来”。

英国爵士乐口述史收藏

这套由两百份采访组成的收藏，汇编于1984-2003年间，目的是创造一套补充性的原始材料，以研究诸如（但不限于）海外音乐家的涌入和影响、女性在各地区参与爵士乐的情况、英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即兴创作发展中的作用等主题。

口述史录音为过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证据。口述史访谈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来自受访者本人，他们从自身角度描述事件。由于这些采访是历史文件，其中的用词、语气和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态度，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下并不合宜。

什么样的音乐算“世界音乐”？

巴格尼里斯的修女老师试图扼杀的其他音乐或者艺术形式是什么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来自非欧洲或非美国传统的音乐在英美被冠以“世界音乐”的称号。音像公司高管将这一概念作为营销手段，宣传当时新晋走红的融合风格专辑，如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格雷斯兰》，但很快就遭到了反对。1999年，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乐队主唱大卫·伯恩（David Byrne）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尖锐的专栏文章，名为《我讨厌世界音乐》。文中，他认为欣赏来自其他文化的音乐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并将曾经所谓的“异国情调”的东西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世界”音乐代表着对立，将“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开距离。“这是一种相当公然地重申西方流行文化霸权的举动，”伯恩写道，“它将世界上大多数的音乐贫民窟化。白人们，这可真是放肆大胆！”

西塔琴演奏家、印度古典作曲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也许是最著名的“世界音乐”拥护者之一。1978年，在一次启发性的采访中，他对采访者迈克·斯帕罗（Mike Sparrow）解释道，他的音乐应该与西方古典音乐等同。“我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类型——印度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他认为，任何其他音乐形式都属于传统礼仪音乐。相反地，他将自己的作品与巴赫等作曲家的作品相比较，同时强调这些作品应该被“尊重”，而不仅仅是让人们因其新颖性而“被肤浅地吸引”。

拉维·香卡谈论对印度古典音乐的第一印象

拉维·香卡（1920年–2012年）可能是北印度古典音乐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之一。拉维·香卡和迈克·斯派洛的这次采访，可能是在1978 年1月20日香卡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演出前不久进行的。

本段采访中，香卡讲述了他与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等著名音乐家的关系，以及他给他们和他们的音乐流派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香卡还反思了西方观众第一次接触到印度古典音乐后的反应，以及印度观众对待西方古典音乐的相应反应。他特别谈到，印度古典音乐更加强调旋律和节奏，这对于习惯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听众来说会不太适应，因为后者普遍更重视和声、调式和力度变化。

迈克·斯派洛系列馆藏

迈克·斯派洛系列馆藏是2017年作为“解锁我们的声音遗产”项目地一部分而保存下来的首批音像资料收藏。迈克·斯派洛（1948年-2005年）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广播公司伦敦电台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本系列包括音乐、评论、时事专题和他参与过的节目的采访。

文化规范所设置的障碍是影响我们接受程度的唯一因素。香卡接着说，他遇到的年轻听众用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他的演奏，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根深蒂固的期望，而那些“被特定聆听方式束缚”的人，则在他不寻常的和声、节奏和拍号中挣扎。然而，最终在2012年，他去世一年后，香卡被格莱美追授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这也意味着，他希望凭借一己功绩，被认可为一位印度古典音乐家的愿望，又一次落入了“世界”这个不加区分的他者化类别。

显然，我们所听的东西是被编码的，由我们的个人经历和地点决定，也由殖民遗产所决定，它影响更广泛的音乐产业，将任何西方规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视为无法管控、无从定义的。然而，最激动人心的音乐发现一定就在其中——在那些带来惊喜颤栗的、用连字符串起的跨文化合作流派标签里，例如，克里斯蒂安·贝迪亚科（Kristian Bediiako）的加纳-摇滚融合音乐、斯帕扎（Spaza）的南非自由爵士乐，或图马尼·迪亚巴泰（Toumani Diabaté）的21弦科拉琴管弦乐。没错，整个声音世界和历史正亟待探索——那才是我们该去聆听的音乐。

注：为让行文明晰，作者编辑了引文。

横幅图像 © Laura Wh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