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颂歌》的起源

一般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新婚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将英国圣诞推动成为延续至今的家庭习俗。阿尔伯特从他的家乡德国带来“冷杉树”（tannenbaum），也就是“圣诞树”（Christmas Tree）。普遍认为，圣诞树是在1841年进入英国并取代了英国传统的“圣诞柴”（Yule log），即一种冬季取暖的木头，不像圣诞树那样装饰着各式彩灯和奇趣挂件，树下还放着礼物。无论是圣诞树还是缠绕着槲寄生的圣诞柴，都是后人增添的圣诞节习俗。圣诞节由基督教出现之前的非基督教仪式转化而来，本是庆祝节令变化、大地之神与绿色之神重生的仪式。就连《圣经》中也没有记载 12月25日是基督诞辰之日。

圣诞树进入英国后不久，狄更斯创作了《圣诞颂歌》，将所谓的现代“圣诞精神”融入千家万户的生活。狄更斯给他的故事起了个副标题——<圣诞鬼故事>（‘A Ghost Story for Christmas’）。鬼由民间故事传说而来，而非源自基督教福音。艺术家约翰·利奇（John Leech）为《圣诞颂歌》第一版所创作的著名插图中，圣诞鬼魂明显参考了传统异教徒的形象：

狄更斯有着儿时过圣诞节的美好回忆，而今初为人父（同阿尔伯特亲王一样），也将这一年一度的节日过得热热闹闹。盛宴、游戏、家庭戏剧——这些都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狄更斯一家“十二日圣诞欢庆”的指定项目。

借钱、签字与鬼魂

《圣诞颂歌》开篇，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呆在他的“账房”里，此时是圣诞前夕，伦敦城被笼罩在灰土浓雾之中。这个时期被称为“饥饿的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工人阶级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人民宪章运动（一场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冲突一触即发。

在斯克鲁奇的屋门外，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子瘫坐在地，富商们的魂魄绕着她起舞，而正是这些富商毁了她的生活。

斯克鲁奇的合伙人马莱（Marley）于七年前去世，从那以后，斯克鲁奇就成了“斯克鲁奇与马莱”公司（Scrooge & Marley）唯一的所有者。他是个放贷人，虽然借钱给别人，但讨厌与钱分开的感觉。两位绅士想求得他的慈悲捐赠，他直接来了一句“呸！胡闹！” 斯克鲁奇的另外一位访客， 他的外甥来祝愿他圣诞快乐，却被他嚷道：“还圣诞快乐！每个到处叫着‘圣诞快乐’的傻瓜都该被放到锅里活活煮熟！”于是他的外甥也像那两位男士一样被“胡闹”轰走了（第一节）。[1]

在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斯克鲁奇的办事员鲍伯·克拉契（Bob Cratchit）得到老板的许可，返回家中。“克拉契”——他的名字让人不禁联想到一支唰唰地写字的钢笔——是一位代笔人。在打字机和复印机出现之前，商业和法律上的必要文件誊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四十年之后，打字员这个职业才出现。克拉契一年有一天的假期，每周工作六天挣得十五先令（约七十五便士），也就是一天挣半个克朗。他要依靠这些收入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家庭，但常常入不敷出。全家人最喜欢的是小提姆（Tiny Tim），一个有点跛的小男孩（下图中的他坐在父亲的肩膀上）：

在那个圣诞夜，斯克鲁奇独自呆在他又冷又空的房子里，注定被鬼魂缠身。第一个到来的鬼魂是斯克鲁奇的合伙人马莱，他注定死后奔波不休，为生前的铁石心肠而赎罪。

一夜之间，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圣诞节鬼魂分别造访了这个吝啬鬼的家。从最后一个精灵的造访中，斯克鲁奇见到了自己的坟墓，猛然醒悟为钱奔波的一生是何等空虚。

斯克鲁奇从梦中醒来时已是圣诞节的清晨，而此时的他从头到脚像换了个人。自此，他变得热心肠，特别是对克拉契一家，成了他们一年四季的“圣诞老人”。

社会如何对待儿童

狄更斯认为，一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方式，反映了这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他的宗教信仰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复杂，但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归纳，比起旧约，他更认可新约。《圣诞颂歌》出版四年后，他又根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为他自己的孩子们写了《我们主的一生》（The Life of our Lord，常译作《听狄更斯讲耶稣》）这本书。可以说，狄更斯小说的天真而纯净，或许是遵从了基督的这句教导： “如若不似孩童，汝断不能进天国。”圣诞节歌颂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诞生。 不仅仅是《圣诞颂歌》，所有狄更斯的伟大作品皆与此相关。

狄更斯在开始动笔的一个月之前来到曼彻斯特，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此。狄更斯还有另一重身份：他还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10月5日，他在曼切斯特文艺协会中心（Manchester Athenaeum）发表了演讲（可惜这场雄辩在今天只遗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那天晚上的演讲让所有到场的人都印象深刻，甚至第二天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这段演说词时也惊讶不已。为狄更斯作传的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Slater）是这样描述的：

狄更斯详细地讲到，他亲眼目的年轻人在伦敦的监狱里、在临时过夜的屋棚中，有着何等可悲的生存状态，他强调了穷人受教育的紧迫性。似乎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产生了要写一篇“圣诞前夕故事”的想法，以此来启发有钱有势之人，去帮助贫穷弱小者，同时将“回忆”这个主题在圣诞的背景下呈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狄更斯而言，这个主题和圣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狄更斯在曼切斯特文艺协会中心的演讲同时也开启了他政治运动的篇章，并在八年之后见到了成果：工人阶级的成人在这座城市有了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公共图书馆。狄更斯也没有忘记那些同样渴望看书的孩子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狄更斯对“贫民儿童免费学校”进行了研究。他在18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目标已经隐含在名字之中了，所有家境贫寒、衣衫破旧、蓬头垢面、孤苦伶仃、被慈善学校和教堂拒之门外的学生，都会被邀请来这个学校，在这里他们能遇到一些心怀慈悲的人，这些人愿意教导他们、同情他们，会向他们伸出友善的援助之手而非法律的冰冷魔掌，以鼓励他们变得更好。

工厂，贫穷与功利主义

曼彻斯特被称为“世界加工厂”，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不仅仅因为其工业发达，还因为在这滚滚向前的工业背后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哲学。我们不清楚斯克鲁奇的营业范围是什么，但在他转变之前，他的信念十分清晰——完全的曼彻斯特式功利主义思想。

“不是有济贫院吗？”当两位男士希望他捐钱时，他这样问道。他说，如果穷人（比如，在他屋子外面的那位可怜的女士）死去，就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了（第三节、第一节）。当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严苛的哲学理论引起了公众对人口过剩的担心，马尔萨斯认为，如果没有饥荒、战争或瘟疫将一部分人口“筛掉”，英格兰将会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有些人保持了理智，可自1821年开始的人口数目普查又加重了人们的紧张情绪。普查结果显示，1841年全英国人口已接近两千九百万人，英国农业是否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目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于是在1846年，《谷物法》（Corn Laws）被废除，英国开始从美洲的新大陆进口粮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不但饿莩载道，而且人心冷漠。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所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孤独的小气鬼（譬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笔下的织工马南（Silas Marner））[2]，更体现了整个时代在人（而且也可以说是非人的）身上留下的烙印：头脑冷酷，内心无情和一门好生意。斯克鲁奇会认为，温柔仁慈与怜悯之心必定导致生意破产。而狄更斯反对这种看法。

孩子们在曼彻斯特的工厂里像奴隶一样工作（正如迈克尔·斯莱特所指出，从约翰·利奇画的 “无知”与“贫困”两个小孩的插图中，背景里的烟囱使人联想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而非伦敦的街道）。《圣诞颂歌》出版六个月后， 《1844年工厂法》（1844 Factories Act）规定，九至十三岁的儿童一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九小时，一周工作不能超过六天。这在当时被视作比较人性化的改革。

人们为什么会使用童工呢？儿童是廉价劳动力，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手指细小而灵活。但机器十分危险，在曼彻斯特，上百个像小提姆这样的孩子也像他一样被机器毁掉了腿脚。

当今的读者，无论老少，已经很少有像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祖先一样多愁善感的了。当狄更斯公开朗诵自己的小说时，听众们常常会感动得泪流满面，比如当他们听到《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的小耐尔（Little Nell）死去时，或者《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南希（Nancy）被杀害时，都会啜泣不止。我们可以猜想到，当维多利亚时期的听众们预感到小提姆要死去（还好后来被救活了）时，一定是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狄更斯在设计他这本书的外形时也没少花心思，他告诉他的出版商们，要选用那种高达五先令的装帧：“棕色三文棱纹布，封面做框贴金，书脊要金色的……每个边都要包金”。狄更斯在书的制作上不惜工本，要求约翰·利奇的六个插图都制成彩色的。结果，做出来的每一本书成本都很高（五先令），因此起初印刷的五千本只为狄更斯带来了微薄的利润。

1843年第一版的《圣诞颂歌》在圣诞节前就被人们一扫而空，之后此书一直供不应求，也是狄更斯所有作品中最受电影和电视导演青睐的一部。可以说，只要圣诞节还在，狄更斯这个精彩的故事就会世代传颂，小提姆的那句祝福也会与我们永远相随：“上帝保佑我们，保佑每一个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