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者

如今，“浪漫”一词会让人联想到爱情和多愁善感，但“浪漫主义”的含义要广得多。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艺术、文学、音乐和哲学领域的一系列发展，都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不是当时的发明，而是后世的创造，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叶。1762年，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作了宣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时不处于枷锁之中。”（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在浪漫主义时期，社会巨变，智识阶层和艺术行业中的不满群体对旧制度发起抗争。

在英格兰，浪漫主义诗人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他们渴望自由，唾弃剥削穷人的行径，强调个体的价值；他们坚信，人的一生应遵从理想，而非强施的教条和规则。浪漫主义者拒绝理性主义和启蒙时代以前的条条框框，注重表达真实的个人情感。他们对同时代的人怀有诚挚的责任感：以诗歌为载体，以启迪昭告世人、改变社会为己任。

革命

一提起浪漫派韵文，我们自然会想起这些名字：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第六代拜伦男爵乔治·戈登·拜伦（ George Gordon，6th Lord Byron，1788-1824），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和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这些作家心怀感召，自认为是“天选之子”，要引领世人度过那个疾风骤雨般的动荡时代。

那个时代，武力冲突和暴力革命是欧洲部分地区和新大陆的主旋律。英国政府惶恐不安，眼看海峡对岸政府失势、社会失序，害怕国内爆发同样的狂潮。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支持法国大革命，希望那场革命能改变本国的政治；然而，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血腥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华兹华斯在青年时期曾迷恋于法兰西的共和事业，但后来与革命派渐行渐远。

想象

浪漫主义者没有统一的观念和处事方式，甚至各自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们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些关键的主导思想。他们深信自己得到天启，能看透真实；他们深信想象有强大的疗效，能治愈身心，人类可以通过想象超脱困苦；他们深信自己的创作才华可以点亮世界、升华世间、带来举世大同的向往、再造人类的精神。雪莱在《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1821）中这样歌颂诗人：“他们的灵魂无所不包、洞彻一切，以这样的灵魂，他们感受和表达身外的一切，把人性的深刻化为一曲华歌……”[1] 他宣称，“诗人为世界立法，不求名分”。有点狂妄，但正是凭借这股豪情，浪漫主义诗人才能在诗中传达他们的信仰。

弱势和受压迫者

早期诗人曲高和寡，语言艰深，讲述的主题与普通人无关，或距离遥远。华兹华斯为此感到不安，他认为，诗歌应该属于民众，应以“人们真正用到的语言”来写（《抒情歌谣集》序）。因此，他致力为穷苦农民、遣退士兵、“失足”女性、精神失常者和儿童等受压迫者和弱势群体发言。

布莱克政治观点激进，常以诗针砭时弊、批评君权和教会。他的诗歌《伦敦》（London）让扫烟囱的孩子、士兵和妓女引发世人的关注。

儿童、自然和崇高

浪漫主义者宣称，为了世界的新生，要以孩童似的观念把一切推倒重来。他们相信孩子是特别的，因为他们天真无邪，亲近自然，后一点弥足珍贵。对自然界的敬畏在浪漫派韵文中处处可见。在柯勒律治的《子夜霜》（Frost at Midnight，1798）中，赞颂自然是“教导一切的伟大导师！”他回忆在伦敦基督公学的愁苦，羡慕儿子哈特利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童年，从周围世界寻找乐趣。浪漫主义者发掘身边的灵感，激励世人去探索未涉足的领域——不仅是地理意义上，也是引申意义上。在他们笔下，世界仿佛广阔无垠，潜力无限。

浪漫主义诗歌的一大主旨是崇高（sublime），指美景带来的叹为观止的感受，或敬畏交加的极端情绪。雪莱的《勃朗峰》（Mont Blanc，1816）就是一例，描述了诗人在摄人心魄的美景下的反应。

第二代浪漫主义者

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是第一代浪漫主义者，战争是他们创作的时代背景。华兹华斯思想渐趋保守，拜伦、雪莱、济慈等不少第二代浪漫主义者觉得他投靠了旧制度。在《唐·璜》 （Don Juan，1819-1824）的献词中，拜伦批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和另两个“湖区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三人都住在湖区），因此遭禁刊。拜伦还把笔锋对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斥其为“智识被阉割”的“蠢货”和“小打小闹的奴隶贩子”（第十一和十四诗节）。虽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浪漫主义者也倡导投身全人类的奉献精神。拜伦曾积极参与意大利民族主义斗争，还支持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解放希腊的事业。带着性生活糜烂的恶名和一身的债务及丑闻，拜伦在1816年离开英国。卡罗琳·兰姆女爵（Lady Caroline Lamb）有一句著名的评价，称他“疯狂、浪荡、危险的知己”。雪莱也受到类似的责难，在伊顿公学得名 “疯子雪莱”，还因宣扬无神论被牛津除名。他批评君权、生活堕落，算是在公私两方面身体力行地反抗旧制度。

女诗人

以较为委婉温和的方式，女诗人也为浪漫主义运动贡献良多。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自称文笔平平，但诗作自成一格；她的游记和见闻也为其兄长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女性的追求往往受限，很多女诗人受困于家庭的牢笼，但她们依然心系社会，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玛丽·阿尔科克（Mary Alcock，约1742-1798）写下《扫烟囱男孩的诉苦》（The Chimney Sweeper’s Complaint）。玛丽·鲁宾逊（Mary Robinson，1758-1800）以《诞生日》（The Birth-Day）凸显贫富生活的巨大落差。费利西娅·赫门兹（Felicia Hemans，1793-1835）的《印度女子的葬歌》（Indian Woman’s Death Song）是探讨性别问题的先驱作品。

哥特

哥特小说的兴起也是反抗旧体制的表现之一。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是十八世纪最风靡、稿酬最高小说家，擅长“怪谭式浪漫“（hobgoblin-romance）。郁郁不如意的中产阶级女性，尤其喜欢她的小说：阅读女主人公的冒险，置身于让人窒息的奇观，从中逃离现实，体验短暂的精彩和颤栗。因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巨大影响，她被济慈誉为“拉德克利夫妈妈”（Mother Radcliffe）。柯勒律治《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1816) 、济慈《妖女无情》（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819)，都向哥特派取经。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名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糅合了现实主义、哥特主义和浪漫主义元素，其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体现。例如，她引用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诗歌《老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yent Marinere）；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在第三章自白，称想象是他追求科学的动力。书中就“死而复生”表达忧虑和疑问；还有一些描绘自然的段落，给人以启迪和慰藉。

拜伦式主人公

浪漫主义创立了不少文学范本。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1818），描写了一名空虚幻灭的青年所过的荒唐日子。这名阴郁黑暗、哀愁叛逆的拜伦式主人公，性格孤僻，生活漫无目标，堪称一代人的代表，其形象流传至今，成为当时年轻人憧憬的对象：男人觉得他酷，女人觉得他帅！1824年，拜伦染上热疾，英年早逝，更为其创作增添一层魅力色彩。之后，一系列纠结而迷人的男性形象在各类小说中登场，包括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中的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又如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简·爱》（Jane Eyre）中的爱德华·罗切斯特（Edward Rochester）（两书均出版于1847年）。

矛盾

浪漫主义赋予世界新的色彩，把想象置于理性之上。但在创作时，诗人却时常面对真实生活的矛盾。《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揭露人类灵魂的对立面》（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Shewing the Two Contrary States of the Human Soul，1794）是布莱克发表的诗集。其中的两篇诗歌，《羔羊》（The Lamb），《老虎》（The Tyger），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宗教观。《羔羊》用词和体裁都很简单，把上帝比喻为仁慈的、充满爱的牧羊人。但《老虎》中的造物主截然相反，是个强大的铁匠。老虎的凶悍引发旁白的震惊，和修辞式的提问：“他创造了羔羊，也创造了你？”在《天堂与地狱的结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0-1793）中，布莱克断言：“没有矛盾就没有进步”（第八诗节）。

华兹华斯的《丁登寺》（Tintern Abbey，1798）是慷慨欢歌和悔恨哀乐的交响。济慈认为，想象和智识水火不容。在1817年末写给两个弟弟的信中，他给自己所谓的“客体感受力” （Negative Capability）一词下了定义：一种接纳怀疑、不确定和神秘主义，对理性和真实毫无兴趣（12月22日）。济慈认为，对于人的存在，这一个无法逃避的终极问题，我们不可能找到答案。然而，通过感觉和想象，我们能找到美，正是这种美，助我们熬过人生的惨淡。生活有快乐也有痛苦，构成微妙的平衡。作为个体，要学着接受两者：“‘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足矣／得此真谛，无需他想”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 that is all/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1819］。

拜伦、雪莱和济慈早早离世，增添了他们的神奇色彩。随着时光流逝，三人渐成偶像，激励其他诗人继续呼喊。浪漫主义诗人对流行文化的影响经久不衰，他们所倡导的自我主张、全情投入、个人自由和关怀社会的精神，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