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

《不可儿戏》是英国十九世纪唯美大师王尔德四本喜剧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我译过许多诗，但喜剧却是为方便演员与观众着想的。要点在于让演员说得顺口， 而听众听得入耳，不像译诗可容读者默读或分几次读完。
── 余光中

《不可儿戏》不但是王尔德最流行最出色的剧本，也是他一生的代表杰作。批评家对他的其他作品，包括诗与小说，都见仁见智，唯独对本剧近乎一致推崇，认为完美无陷，是现代英国戏剧的奠基之作。王尔德自己也很得意，叫它做“给正人看的闲戏”（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又对人说：不喜欢我的五个戏，有两种不喜欢法。一种是都不喜欢，另一种是只挑剩《不可儿戏》。”

然而五四以来，他的五部戏里，中国人最耳熟的一部却是《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s）。这是一九二五年洪深用来导演的改译本，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此剧尚有潘家洵的译本，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两种译本我都未看过，不知谁先谁后。其他的几部，据说曾经中译者尚有《莎乐美》（Salome）和《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莎乐美》译者是田汉，《理想丈夫》的译者不详。至于《不可儿戏》，则承宋淇见告，他的父亲春舫先生曾有中译，附在《宋春舫论剧》五册之中，却连他自己也所藏不全了。剩下最后的一部《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未闻有无译本。

六十年来，王尔德在中国的文坛上几乎无人不晓。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就已把他和歌德、狄更斯、雨果、佐拉等并列，当做取法西洋文学的对象了。然而迄今他的剧本中译寥落，究其原因或有三端。一是唯美主义的名义久已成为贬词，尤为写实的风尚所轻。二是王尔德的作品说古典不够古，说现代呢又不够新。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王尔德的对话机锋犀利，妙语逼人，许多好处只能留在原文里欣赏，不能带到译文里去。

我读《不可儿戏》，先后已有十多年；在翻译班上，也屡用此书做口译练习的教材，深受同学欢迎。其实不但学生喜欢，做老师的也愈来愈入迷。终于有一天，我认为长任这么一本绝妙好书锁在原文里面，中文的读者将永无分享的机会，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要说与君听，只有动手翻译。

当然，王尔德岂是易译之辈？《不可儿戏》里的警句隽言，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简直是五步一关，十步一寨，取经途中，岂止八十一劫？梁实秋说得好：英文本来就不是为翻译而设。何况王尔德当年写得眉飞色舞，兴会淋漓，怎么还会为未来的译者留一条退路呢？身为译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绝处逢生了。

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试举二例说明：

Algernon: How are you, my dear Ernest? What brings you up to town?

Jack: Oh, pleasure, pleasure! What else should bring one anywhere?

这是第一幕开始不久的对话。杰克的答话，如果只译原文，就成了“哦，乐趣，乐趣！什么别的事该带一个人去任何地方吗？”这样，表面是忠于原文了，其实并未照顾到原意，等于不忠。这种直译，真是“阳奉阴违”。我的译文是“哦，寻欢作乐呀！一个人出门，还为了别的吗？”

Lady Bracknell: Where is that baby?

Miss Prism: Lady Bracknell, I admit with shame that I do not know. I only wish I could.

这是第三幕接近剧终的一段，为全剧情节所系，当然十分重要。答话的第二句如果译成“我但愿我能够知道”，错是不错，也听得懂，可是不传神，所以无力。我把它译成“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这虽然不是原文，却是原意。要是王尔德懂中文，也会这么说的。

以前我译过诗、小说、散文、论文，译剧本这却是第一次。当然小说里也有对话，可说和剧本相通。不过小说人物的对话不必针锋相对，更少妙语如珠。戏剧的灵魂全在对话，对话的灵魂全在简明紧凑，入耳动心。讽世浪漫喜剧如这本《不可儿戏》，尤其如此。小说的对话是给人看的，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戏剧的对话却是给人听的，听不懂就过去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译此书，不但是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中国的观众和演员。所以这一次我的翻译原则是：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其实观众该是听众，或者该叫观听众。这一点，英文的说法是方便多了。）希望我的译本是活生生的舞台剧，不是死板板的书斋剧。

因此本书的译笔和我译其他文体时大异其趣。读我译诗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位诗人，或者是个小小学者。将来在台下看这戏的，却是大众，至少是小众了。我的译文必须调整到适度的口语化，听起来才象话。同样的字眼，尤其是名词，更尤其是抽象名词，就必须译得响亮易懂，否则台下人听了无趣，台上人说来无光。例如下面这一段：

Gwendolen: Ernest has a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抽象名词这么多，中文最难消化。末句如果译成“不忠对于他将如骗欺一样不可能”，台上和台下势必都显得有点愚蠢。我的译文是“他绝对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做假骗人。”千万不要小看中文里四字词组或四字成语的用处。在新诗和散文里，它也许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头或演员的台词里，却听来响亮而稳当，入耳便化。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第二句的抽象名词也不少。尤其句首的一词，如果只译成二字词组“犹豫”或“迟疑”，都会显得突兀不稳。我是这样译的：“犹豫不决，无论是什么姿态，都显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体力虚弱。”

遇见长句时，译者要解决的难题，往往首在句法，而后才是词语。对付繁复长句之道，不一而足，有时需要拆开重拼，有时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译者只知顺译（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逆译才像中文，才有力。

Lady Bracknell: I sh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ask Mr Bunbury, from me, to be kind enough not to have a relapse on Saturday, for I rely on you to arrange my music for me.

这种句法顺译不得。我便拆而复装，成为“要是你能替我求梁勉仁先生做做好事，别尽挑礼拜六来发病，我就感激不尽了，因为我还指望你为我安排音乐节目呢。”

Miss Prism: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两个长句，或因副属子句尾大难掉，或因介系词词组一层层相套，都不宜顺译。我的译文是：“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意志动摇，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人，我看连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声通知，就要把坏蛋变成好人，现代人的这种狂热我也不赞成。”看得出，两句都是逆译了。还请注意，两句译文都以动词结尾，正说明了在不少情况下，英文句子可以拖一条受词的长尾巴，中文就拖不动。所以我往往先解决复杂迤长的受词，再施以回马一枪。

其他的难题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悬半决，有的只好放弃。例如典故，此剧用典不多，我一律把它通俗化了，免得中国观众莫名其妙。像Gorgon就译成“母夜叉”；It is rather Quixotic of you”就译成“你真是天真烂漫”。如果译诗，我大概会保留原文的专有名词。最好笑的一句是电铃忽响，亚吉能说：“啊！这一定是欧姨妈。只有亲戚或者债主上门，才会把电铃揿得这么惊天动地。”后面一句本来是“Only relatives, or creditors, ever ring in that Wagnerian manner”，我个人是觉得好笑极了。因为这时华格纳刚死不久，又是萧伯纳一再鼓吹的歌剧大师，以气魄见长。可惜这典故懂的人固然一听到就好笑，不懂的人一定更多。

双声是另一个问题。拜伦《哀希腊》之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胡适译为“英雄瑟与美人琴”，音调很畅，但不能保留双声。双声与双关，是译者的一双绝望。有时或可乞援于代用品。例如“I hear her hair has turned quite gold from grief”最后三字是从“grey from grief”变来的，妙在双声之格未破。我译成“听说她的头发因为伤心变色像黄金”。双声变做迭韵，算是妥协。

最难缠的当然是文字游戏，尤其是一语双关，偏偏王尔德又最擅此道。在本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趣克”（trick）都给我应付了过去。有时候实在走不通，只好变通绕道，当然那“趣克”也变质了。例如下面的对话：

Jack: Well, 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 If it was my business, I wouldn’t talk about it. 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 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 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这不能算是王尔德最精采的台词，可是其中business一字造成的双关“趣克”却成了译者的克星。我只好绕道躲它，把stockbroker 改成“政客”，成了“要是跟我有关系，我才不讲呢。讲关系最俗气了。只有政客那种人才讲关系，而且只在饭桌上讲。”

有时候变通变出来的新“趣克”，另有一番胜境，想王尔德看了也不免一笑。例如劳小姐劝蔡牧师结婚，有这样的妙语：

Miss Prism: 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thrope, never!

劳小姐咬文嚼字，把misogynist（憎恨女人者）误成了womanthrope，但妙在和前文的 misanthrope同一格式，虽然不通，却很难缠。如果我不接受挑战，只译成“一个厌世者我可以了解——一个厌女者，决不！”当然没有大错，可是听众不懂之外，还漏掉了那半通不通的怪字。最后我是这样变通的：“一个人恨人类而要独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个人恨女人而要独抱其身，就完全莫名其妙！”

王尔德用人名也每有深意。主角杰克原名Ernest，当然是earnest双关，我也用谐音的“任真”。“梁勉仁”当然是影射“两面人”。劳小姐原文为Miss Prism，取其音近prim（古板）。我改为“劳”，暗寓“牢守西西丽”之意，因为它音近prison，何况她也真是“老小姐”呀。

最后要交代的是：《不可儿戏》写成于一八九四年，首演于一八九五年，出版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五二年曾拍电影。王尔德的初稿把背景设在十八世纪，不但情节更为复杂，而且还比今日的版本多出整整一幕来。终于他听从了演出人兼演员乔治．亚历山大的劝告，把初稿删节成今日的三幕，于是整出戏才畅活起来。可见即使才高八斗，也需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不过王尔德毕竟是天才。当日他写此剧，是利用与家人去华兴（书中提到的海边小镇）渡假的空暇，只花了三星期就完成的。我从今年二月初译到三月中，花了一倍的时间。王尔德的妙语警句终于捧到中国读者和观众的面前，了却了我十几年来的一桩心愿。

俏皮如王尔德，读了我的译本，一定忍不住会说：So you have presented me in a new version of cynicism?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I could be made so cynical.  萧条异代不同时。只可惜，他再也听不到自己从没讲过的这句妙语了。

一九八三年清明节黄昏

王尔德的幽灵若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