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

如果说康沃尔（Cornwall）俘获了伍尔夫的灵魂，伦敦则攫住了她的心。1898年8月18日，在写给汉普郡（Hampshire）表亲的信中，伍尔夫承认自己“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盼望着9月22号可以回到我们心爱的伦敦城”。[1] 她对伦敦的爱，特别是与伦敦城区的恋曲，永不会冷却，当那城市多处被1940-41年的德国空袭炸成瓦砾，她哀悼它所遭受的摧残，就像个悲伤过度的寡妇。

“喧闹中的融洽气氛，姐妹情谊，母性之爱，和兄弟情义”

伦敦的确不仅仅是伍尔夫想象中的生命线。造访那些地标建筑、流连于公园和花园也是她最喜爱的消遣之一，甚至可以说，每每被卷入那些喧闹的人头攒动的大街时，就是伍尔夫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对我个人而言，”她在1916年评论一本关于伦敦的书时写道，“我们会愿意读这样一本书，它关于这个城市的每条街道，让你读完还想读。从已经灭绝了的怪物的骨骼到地窖里印着罗马皇帝像的硬币，还有家门口小店主的名字，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痴迷，生活的素材无穷无尽”。[2] 她对伦敦的迷恋就体现在即便是对河岸街和牛津街的喧嚣嘈杂，她都永远兴致盎然——“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令人自由自在、神清气爽？”伍尔夫在她1940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那条河。譬如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再买个笔记本；然后沿着河岸街漫步，每张路过的面孔对我而言彷佛是在享受一顿丰富多彩的自助餐。” [3]

这令人鼓舞振奋的“自助餐式的体验”也同样是她笔下一些角色的经历。例如，在小说《岁月》（The Years，1937）的“1891”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

滨河大街的喧嚣、混乱、开阔，扑面而来，顿时令她（埃莉诺·帕吉特）一阵轻松。她感到舒展开放……缤纷多彩的生活起伏跌宕，向她奔涌而来。在她心里，在这世上，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挣脱了。[4]

与此相似，当身份高贵的伊丽莎白·达洛维来到河岸街时，她也有种巨大的释放感，仿佛挣脱了自己的阶级限制和性别宿命，同时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强烈的期待：

她在法院巷下车，同时琢磨着：这一带跟威斯敏斯特完全不同。十分肃穆，异常繁忙。总之，她想要有个职业。她想要成为一名医生，或一个农民，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当议员。这一切想法都是由于滨河大街的感召。[5]

伊丽莎白四处张望，感到一种迫切的振奋：

大街上人们都在忙着工作，双手在不断运送砖石，从不闲扯胡聊,永远专心致志……船舶、贸易、法律、行政管理，全都那么庄严（她在“圣殿教堂”里面），又那么愉悦（前面有泰晤士河），而且十分虔诚（旁边是教堂）。（第116页）

她穿过舰队街（Fleet Street）向圣保罗大教堂的方向走，注意着路两侧那些“离奇的小巷，诱人的胡同”，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胆大如同“一个开拓先锋、一只迷途羔羊”，在她平日熟悉的环境之外，“她既勇于冒险，又充满信任”（第117页） 。越接近圣保罗大教堂，她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已经被这“喧闹中的融洽气氛，姐妹情谊，母性之爱，还有兄弟情义”深深地感染了，不过她的责任感紧接着占了上风，让她回到威斯敏斯特去帮助母亲筹备派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痛苦焦灼的伍尔夫同样走过了这片被炸毁的区域。她问她的朋友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ith），“就这样，我生命中的挚爱，我的伦敦城——眼看它整个被毁，我的心也如遭浩劫。你是否也对法院巷（Chancery Lane）和城区间的那些小巷和院子情有独钟呢？“，“我有一天专程去了伦敦塔，以慰藉我对所有这一切的爱”。[6]

伊丽莎白·达洛维对伦敦街景的感受与她母亲对城市的痴迷非常相似。当克拉丽莎·达洛维从威斯敏斯特步行到邦德街为自己的晚会买花时，她大胆前行，欣喜地汇入了：

人们轻快的步履，沉重的脚步，跋涉的步态，轰鸣与喧嚣；川流不息的马车、 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前胸后背都挂着广告牌的人们时而蹒跚，时而摇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的乐声；一片喜洋洋的气氛， 叮铛的铃声， 头顶上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六月的此时此刻（第4页）。[7]

不过，就像我在别处提醒过的，克拉丽莎这段著名的行程是从伦敦最高档的居民区之一出发，经过一个皇家公园（圣詹姆斯公园），最后到达伦敦的顶级购物街，但我们也可以用较为负面的态度评价这段路程。“达洛维夫人的漫步，”就如我曾提出的，“尽管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城市的户外愉悦，从而常被读者推崇，她对伦敦街头生活那‘神圣的生命力’的兴奋回应，也可从另一角度理解，即象征着她那镀金的牢笼。”[8]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她进入邦德街，她“甚至都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相当正规、相当拘谨地变成了“理查德·达洛维夫人”（第9页）。

城市中的不公与矛盾

除了说它像一张“魅惑人的……褐色魔毯”，[9] 伍尔夫也看到了伦敦的城市景观中父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在为这座城市的自由感到欣悦的同时，她也对它的种种局限保持批判的态度。例如，她在《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1938) 中写到，是那些有影响力的男性统治着伦敦最有特权的空间：

您的世界，也就是职业的、公共生活的世界……太令人震惊了。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圣保罗大教堂、英格兰银行、市长官邸、以及庞大而庄严的皇家法院；然后在另一侧，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议会大厦。那里，我们告诉自己……是我们的父兄谋生的地方。[10]

《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阿弗小传》（Flush）和《岁月》（The Years）这类作品尤其致力于描写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内在核心，同时也揭露了伦敦社会的不公与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她的长篇小说只有《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和《幕间》(Between the Acts）没有将背景设在伦敦，而在她的每一部小说中，我们都能读到或瞥见那些城市中更加贫困的地区，见证那里的流浪汉、妓女、那里的庸俗、污秽和惊人的贫富不均。同样，当《达洛维夫人》(1925) 中的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走在托特纳姆宫大街（Tottenham Court Road）时，他以为一辆高速驶过的救护车是“文明的一大胜利”，殊不知它很可能正奔向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那逐渐冷却的尸体：一个因医疗落后而成为受害者。简言之，伍尔夫的伦敦既活色生香也矛盾重重，她刚开始写作就强调过这一点。在处女作《远航》（Voyage Out，1915) 的开篇，她不仅描写了维多利亚堤街上的帝国荣光，也描写了夜间在此苟活的赤贫贱民。

花园、公园与河流

对伍尔夫来说，居于伦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逛公园。她早期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发生在邱园（Kew Gardens，即伦敦皇家植物园），而在《夜与日》（Night and Day，1919) 的第25章中，凯瑟琳·希尔贝里（Katharine Hilbery）和拉尔夫·德纳姆（Ralph Denham）在植物园的兰花苑里进行了一场充满性意味的探险。[11] 孩童时代的伍尔夫经常在父亲莱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的陪伴下，在肯辛顿花园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可惜那都是些难熬的时光。就像她在《往昔速写》（Sketch of the Past）中所言，这样的游览常常是忍耐而不是享受；这是一篇相当晚期的文章，收录在其遗作《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中。不过就像成年后的伍尔夫惯于在伦敦的公园漫步中构思小说，幼年的伍尔夫和她的兄弟姐妹也是如此：

为了排遣冬日那无数次散步的单调乏味……我们就编故事，编很长很长的故事，都先发生在同一个地点，然后依次添加内容……那些散步——在肯辛顿公园里每天两次——是如此单调。对我来说，这么多年来都是在无中生有。[12]

1904年，在他们的父亲死后，伍尔夫、姐姐瓦妮莎（Vanessa）、以及她的两个兄弟艾德里安（Adrian）和索比（Thoby），从原来的家宅肯辛顿的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搬到了更有生气的区域：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46 Gordon Square, Bloomsbury），周边那些小广场所形成的绿洲——像是布伦瑞克、菲茨罗伊、塔维斯托克与戈登（Brunswick, Fitzroy, Tavistock and Gordon）——不仅激发了她的想象，也为伍尔夫在伦敦城那日益增多的砖、石、柏油、水泥与噪音之外提供了日常的喘息空间。

伦敦那些宽阔的公园也以同样的方式刺激了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她在1935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一个青翠但潮湿的……夜晚，一边步行穿过摄政公园……一边构想着词句。”[13] 不仅如此，不论她要往上游去汉普顿考特（Hampton Court），还是往下游到格林威治或是伦敦码头，泰晤士河都是为她带来永久愉悦的另一源泉。的确，泰晤士河的潮涨潮落，如同牛津街和滨河大街那样沸腾的商业大街上涌动的人潮，的确都能给她带来同样的快乐。就如她在《牛津街之潮》（Oxford Street Tide）中所写：“牛津街这条滚动的巨大彩带，俗丽夺目、色彩斑斓，但仍不乏魅力。它宛若一条布满鹅卵石的河床，石头总被波光粼粼的溪流冲刷着。一切都闪闪发亮，熠熠生辉。”[14]

在小说《远航》中，很多人物即便在南美度假，也会忍不住思念伦敦，伍尔夫也是一样。除了称颂它坚韧不拔的一面，伍尔夫最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提到的，还是伦敦城的喧闹骚动，充满活力又包罗万象。 在这篇名为《街头漫步：一场伦敦冒险》的散文中，伍尔夫充满怀念地写道：“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于四点至六点之间踏出家门，摆脱了朋友们熟悉的那个自我，成为由匿名的流浪者所组成的庞大共和军团中的一员，在自己的那间房里独处之后，加入他们的群体真是惬意极了。”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