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书：布鲁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在中国

中国大陆的先锋派艺术家常说要“唤醒沉睡的书”。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西方文学不再遭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封禁，在中国重新得到译介。自此，中英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回顾历史文献档案，竭力再度重现两国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学层面的关联。

这一时期称为现代主义时期，也称“摩登”时期；在这一时代，英国与中国大陆在文化和美学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开放。正是此时，中国文化开始逐渐影响英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描绘中国山水的唐诗名篇、伦敦的伯灵顿府（Burlington House，London）于1937年举办了首届《世界中国艺术展》（International Chinese Exhibition of Art）以展出中国的山水画卷、英国家家户户的橱柜上都摆放着绘有柳树图案的青花瓷器、“英华”（Anglo-Chinoise）园庭开始影响中国的园林设计、邱园（Kew Gardens）里的中国宝塔、件件工艺品巧夺天工、利宝（Liberty）百货公司所供销的陶瓷制品和旗袍——凡此种种，皆表现出英国现代主义的一种全新国际视野。

布鲁姆斯伯里派在爱德华时代，约1904年，于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域成立，成员均是来自文学界、绘画界、经济学界、政治界、法律界和殖民政府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说，都是“传统的不自觉的继承者”（unconscious inheritors of a tradition），却都因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传统、性别规条和社会准则而留名。他们与中国的“新月派”一样，人人对其众说纷纭：组织内的、组织外的、为其着迷倾倒的、对其深恶痛绝的、反感其性解放、文化和政治的，都各执一词。或许完全可以这么说：这群兴趣相投的朋友、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组成了1904至1932年间英国最重要的文学艺术圈。这个圈子里，第一代成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范奈莎·贝尔（Vanessa Bell）、罗杰·弗莱（Roger Fry）、G·L·狄金森（G. L. Dickinso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E·M·福斯特（E. M. Forster）、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第二代则有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和安杰丽卡·贝尔（Angelica Bell）三兄妹。

在过去的十年里，布鲁姆斯伯里派像新月派一样，在中国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两个团体惊人地相似：二者的美学观点皆与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相对抗，都尽力使艺术摆脱政治。新月派于1923年左右在北京成立，名字取自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诗集《新月集》，意在通过引入“新月”所代表的第三国印度来促使东（中国）西（英、美）之间的矛盾涣然冰释。新月派的创始人是诗人徐志摩，成员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学的学者，大多在英美留过学。这个圈子最早也是源自两代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友谊，这其中便包括徐志摩、陈西滢、胡适、闻一多、沈从文和凌叔华等人。新月派常被归为一个政治集团，因为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且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而遭受攻击，与布鲁姆斯伯里派在英国本土的境地也别无二致。新月派崇尚西方思想艺术，也因此头顶各种“帽子”，比如“英美派”“西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右翼”“绅士”“民族主义者”“反苏”“革命派”等等。作家、批评家萧乾曾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他们当时被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派”，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中，远离政治，与时人对布鲁姆斯伯里派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后者成员并非人人如此）。

然而，两个团体之间不仅仅只有理论层面上的关联。凌叔华是一位作家，也是新月派的一员。

她的丈夫陈西滢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在社团中地位举足轻重，正是他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1924-1928），该杂志后来成为了新月派的政治、文学言论阵地。1935年，凌叔华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朱利安·贝尔开始了一段地下关系。通过这段交往，凌叔华后来与伍尔夫本人通上了信，信中探讨了她的创作困惑、艺术抱负、作品在英国出版的前景，以及朱利安之死。其实，朱利安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死后，二人才开始书信往来，伍尔夫向凌叔华致信慰藉，并寄去了《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岁月》（The Years）和《海浪》（The Waves）。凌叔华与伍尔夫的友谊渐行渐近，不仅是因为朱利安的死带来的悲伤，还因为当时女性作家的创作受个人与历史因素的重重阻挠。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继续写作：“……让我们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值得做的工作。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不过，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谈起，并且还打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他还说，你的生活非常有趣……”（1938年4月5日）[2] 当时的凌叔华正在尝试一些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并将自己的小说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文读者。在她的短篇小说集《花之寺》（1928）、《女人》（1930）和《小哥儿俩》（1935）中，她描写了妇女在中国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男女关系、女性之间的友谊、孩子及让人崩溃的家庭琐事。她不仅与伍尔夫一样关心女性生活，还通过“审视内心”（turn inward）的方式，尝试抓住小说中女性的内心独白，与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3] 中所运用的 “意识流”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例如，凌叔华在短篇小说《无聊》中，探寻了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如璧心中的无聊之感。小说开篇便是女主角的一段内心独白：

“天像是给人斗气，下了七八天雨还没够，一清早又是一个‘大黑脸’。瞧吧，还要下呢！”如璧起床时便很生气的自己咕哝道。
院子里倒还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却长了青翠的叶子；只是房子里到处都有一股又潮又霉的土腥味儿。”[4]

而伍尔夫笔下同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英国议会议员之妻的达洛维夫人，在六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则是：

“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
因为露西有很多事情要做。几扇屋门将从折叶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5]

如璧对家里仆人张妈“什么都要管一管”的性格怏怏不快，她接待了忙碌的白太太，听见隔壁“有女人哭声”，还对外出购物的女人评论了一番。尽管仆人和人力车夫都把如璧当作“阔人”“了不起的大人物”，她还是从他们眼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无聊”。她想、感、叹、观，不断思考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女性，人生的意义何在。与之类似，要举办聚会的达洛维夫人想着自己的裙子、身边经过的汽车、六月里的这一天、可怜的亚美尼亚人、自己的青春、未了的情缘；最终听到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自杀的消息，又开始思考他的死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

两位作家都尝试通过“意识流”的手法，从女性内心出发，描写她们的生活，同时批判社会制度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如果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凌叔华的作品对比，将她们所属的“布鲁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对比，就会发现她们二人之间与其说“相互影响”——这种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陈词滥调，不如说是惺惺相惜。这也同时凸显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两国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为追求共同的美学观念而既存的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