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莱克与十八世纪的儿童文学

十八世纪见证了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体裁的发展：到十八世纪中期的时候，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变成一个可以获利的行业。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从表面上看，像是传统的十八世纪儿童诗。但是，这部诗集其实挑战并推翻了儿童文学中的很多观念和常规，探讨了关于童年、道德与宗教等诸多复杂的观念。

这个时期都涌现过哪些类型的儿童书，布莱克的作品与它们又有怎样的关联？

儿童文学种类繁多，从很多不同的源头发展而来。寓意书（Emblem books）是其中之一；在寓意书里，动物被用作道德教育的基础，像羊羔或老虎这样的动物都被“解读”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寓意书后来演变成自然历史书籍。学校的角帖书，是一种将字母表和《圣经》经文印在木制扁板上，并覆上透明角片的书籍，后来演变成简单字母表与算术书籍 ，再后来又演变成拼写和语法教材以及其它类型的教导书，比如，《漂亮的袖珍书》（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1744）就详细介绍了游戏和历史（或者说自然历史）方面的知识。

“廉价小册子”（chapbook，chap有廉价或买卖之意）是小贩沿村叫卖的那一类短小、廉价、不署名的作品。其中一大典型是粗糙的木刻印刷品（有时是手工上色的），内容关于简单字母表、数数歌、奇异的故事和富于想象的儿歌，并配以插图。这类印刷品往往缺乏明确的道德寓意，讲述的故事通常发生在神奇世界、人物虚幻不实、还经常涉及暴力事件。甚至像《摇摇小宝贝》（Rock-a-by-baby）和《杰克与吉尔》（Jack and Jill）这样看上去很简单的歌谣都包含对孩子的随意伤害。

关于道德与知识的儿童书针对的是“优雅”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为正确的行为模式提供榜样。这些书籍将诸多复杂的伦理、宗教与社会问题简单化，并将它们浓缩为简单易懂的训导。其中两个普遍的例子是伊萨克·沃兹（Isaac Watts）的《圣歌集》（Divine Songs，1715）和詹姆斯·詹韦（James Janeway）的《留给孩子的纪念》（A Token for Children，1671）；这两本书在十八世纪以多个版本的形式发行。

布莱克在《天真与经验之歌》中反对这一类型的儿童说教文学，他在借用这种流行的文学样式的同时，又将它彻底颠覆。比如，《经验之歌》中的《伦敦》一诗颠覆了沃兹《圣歌四》（Song IV）中叙述者的自以为是，而《圣歌四》则是出自当时极为流行的沃兹《圣歌集》（1715）。在《圣歌四》这首诗里，沃兹的孩子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说的，他看着那些“穷人”、“半裸着身体的……孩子”，还有那些“早早学会渎神、诅咒、撒谎和偷盗”的人，他发誓要敬畏神，“比他们”更爱祂。

相反，布莱克对虐待孩子现象的回应则是愤怒的咆哮，体现在《伦敦》一诗的末尾：

但更多的是在午夜的街道上，我听见
那年轻的娼妓是怎样地诅咒
摧残了新生婴儿的眼泪
用疫疠把新婚的柩车摧毁。[1]

在詹姆斯·詹韦的《留给孩子的纪念》中，主旨可能会更复杂一点——作者对令人恐慌的瘟疫作出的回应是：对救赎的信心相较对生命的绝望更加可取；他笔下那些正在死去的孩子显然强烈意识到天堂的存在。布莱克的孩子同样也意识到了天堂，死亡也存在于《天真与经验之歌》中，但就根本而言，布莱克采用了孩子的视角。

布莱克忽略道德解决方式，这如何影响了他诗作的基调？

布莱克总体上拒绝为《天真与经验之歌》所展示的情境提供具体的道德解决方式，说明他对这一类儿童文学中那种简单的道德教诲是持反感态度，这很可能会让他的很多读者感到不舒服。甚至连布莱克一位亲密的朋友本杰明·马尔金（Benjamin Malkin）都没有抓住《天真之歌》中《耶稣升天节》的反讽语气；相反，他认为这首诗肯定了孤儿众口同声的感恩之辞。

即使布莱克提供了道德准则，就像他在《扫烟囱的孩子》（出自《天真之歌》）中所做的那样，那也不过是陈词滥调，甚至到了富有挑衅性的地步：

大家都尽本分，他们无需怕灾难降临。[2]

这首诗一开始写的是父亲将孩子卖进了扫烟囱的行业组织，最后却这样子收尾，显然是向读者发出挑战；而且，布莱克直接对广大读者说，你们在为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如同诗歌中所写）“我打扫你们的烟囱”——因此，你们也是虐待儿童的共犯。

在看似儿童诗的语境里使用含混、反讽以及愤怒的语气，很可能会让布莱克的读者惊诧不已。但是，尽管布莱克声称不仅成人，就是儿童也能“清楚地解释他（布莱克）眼中的异象”，他却从来没有说《天真与经验之歌》是为孩子而作的。

在《供孩子娱乐的赞美诗》（Hymns for the Amusement of Children，1770) 里，诗人克里斯托弗·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直接面向孩子来写作，没有采取任何批判姿态。斯马特以及萨拉·特里莫（Sarah Trimmer）的作品都提倡对简单事物以及自然世界保持敬意，而这都可以从布莱克的作品看得到。

为儿童制作的图书质量究竟如何？

在袖珍版“廉价小册子”保留着粗犷、幼稚的木刻插画传统的同时，儿童书插画到十八世纪末开始渐趋精致复杂；《幼儿图书馆》（The Infant’s Library，1800）跟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一样，配有版画及插画，手工上色，涂抹得相当细致且富有想象力。排版与印刷字号明显设计得适合儿童阅读，巴鲍德夫人的《散文版儿童颂歌》（Hymns in Prose for Children，1787）就有这样的特点。

关于童年的不同理论如何体现在文学中？

关于“童年”（childhood）这个观念，十八世纪由始至终存在不同的态度。基督教道德论宣扬“原罪观”：孩童的内在本质是邪恶的，有必要加以拯救（通常通过惩罚），孩童必须努力才能当上合格的基督徒。1799年，汉娜·莫尔（Hannah More）写道，“孩童是天真无邪的，这属于根本的认识错误。” 廉价小册子里的故事将虔诚与世俗成功联系起来，与沃兹的《圣歌集》和詹韦的《留给孩子的纪念》如出一辙，反映的就是这类观点。

但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则认为，孩子的心智是一张空白的画布，能接受任何暗示，因此，必须对孩子的发展加以细心管理，这样才能培养出可敬、有用的公民。尽管很多儿童书都表示宗教行为可以得到升入天堂或者缔结良缘的回报（如詹韦的故事书及《两只小好鞋的故事史》所提及），但是对儿童施以知性的、创造性的、非暴力的教育，同时暗示着对自我的不断提升，这些都是每个个体的责任所在。

不过，卢梭驳斥了这两种观点，声称孩童应该被视作独特的存在，天生具有道德感，只是因为受到成人行为的影响才堕落了。孩童身上有着与成人截然不同、可供成人学习的特质，这种观点显然体现在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一书中的很多诗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