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儿童文学

十七世纪早期，几乎没有专门为孩子写的书。给年轻人看的文字，从内容到语调都是说教，谴责罪恶、倡导美德。世人相信，孩子生来带“原罪”，灵魂需要“净化”才能获得救赎。詹姆斯·詹韦著《儿童皈依信仰的明证：神圣和典范的生活以及数名幼儿欢喜死亡》是该时期的名作，书中共有十三名孩子丧命。罗伯特·罗素的《小人小书》则敦促“坏孩子”乖乖听话，“抵制魔鬼的诱惑”。这些书名和主题在现代读者眼里可谓无聊荒诞，但据当时文献表明，读者的确真心喜欢这些故事。

一些先驱作家希望作品在说教之余也有娱乐性。从大约1730年开始，托马斯·博尔曼专攻童书创作，写出两部饶有趣味的微型作品：《伦敦市政厅两巨人及奇珍煌煌巨史》和《伦敦塔奇妙动物》，内含伦敦塔动物园内动物的木版插画和介绍。十八世纪高产出版商约翰·纽伯里出版了一本让孩子一见倾心的童书《美丽的口袋小书》，首版出版于约1744年，开本较小，搭配插图，用色彩鲜艳的裱花纸装订。标题页称，此书“意在给小少爷汤米和可爱的波莉小姐一些教导、一些欢乐。附两封来自巨人杀手杰克的信；还附赠一个球和一块针垫；善用球和针垫绝对会让汤米成为好男孩，让波莉成为好姑娘。”

约翰·洛克于1693年所作之影响深远的论著《教育漫话》建议用理性教育儿童，而非单靠惩罚恐吓。洛克的注重点是让孩子为成年做好准备；然而，半个多世纪后，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尔》中挑战了这一个观点。卢梭认为应以儿童为中心，他相信，青少年的发展不应受成人习俗的干涉，应允许他们自由表达。这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儿童观奠定了基础，他们宣称孩子未被败坏，拥有与自然亲近的珍贵特质。

赞美童年是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的主旋律。他站在儿童的立场、怀着同情之心为孩子们创作关于他们的诗篇 。在《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中，他还刻意颠覆说教式的文学传统。布莱克把自己的诗文和背景配图雕成一体，还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设计并雕刻六块铜板，这部作品旨在为教师和学生树立典范。布莱克赞美童年的正面价值：质朴、诚实、活泼、善良、未受成人世界玷污的思想。他的诗行为十九世纪的“童年崇拜”奠定了基础。

大多数人知道没有安全感和亲密感的童年会是什么滋味，所以不难理解，千百年来的读者都同情小说里的孤儿。最早的西方神话和童话里就有弃儿（从尼罗河里捞起的摩西、被母狼养大的罗慕洛和雷穆斯）。虽然前程堪忧，但在小说里，他们有无穷的可能，令我们一边感同身受于他们的苦难遭遇，一边心心念念着他们的未来结局。

孤儿故事是十八世纪晚期儿童文学的次类别之一。1765年，约翰·纽伯里出版畅销书《两只小好鞋的故事史》，讲述孤女玛格丽如何应对各种困境和危难。七十年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创造了英语文学中最著名的孤儿形象：奥立弗·退斯特，讲述他如何在肮脏的、充斥犯罪的伦敦城挣扎生存。在这部小说和他的很多其他小说里——从《大卫·科波菲尔》和《荒凉山庄》到《远大前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狄更斯笔下的孤儿一直是映照十九世纪英国社会阴暗面的明镜。

道德说教书通常把淘气孩子写成反面形象，要求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与此相反，幼弱孤儿的血泪史则更容易赢得读者的同情。尽管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选择的主角也是孤儿，但《简·爱》（Jane Eyre）中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创作了一种新类型的主人公。她在简的身上注入不羁的色彩，还引来当时若干评论家的不安。他们觉得女主人公的态度和行为过于叛逆，逾越女性举止应有的常规，认为这种作品在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奋起抗争、欧洲政治陷入巨大震荡的背景下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然而，这位当面蔑视暴君的女主人公，她的炽热情感理应获得认可。不容忽视的是，勃朗特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让简能真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仿佛触手可及的亲密感激发读者的代入和同情，并呼唤世人对孩子的思想和感受报以更多的理解。

从马洛瑞塔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英国寄宿学校的生活令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痴迷不已。当父母不在身边，校园成了迈向成年的孩子之间演绎亲密友情、险恶敌对和午夜盛宴的舞台。然而，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寄宿学校——在文学和现实两方面——往往都是残酷之地。《简·爱》中的洛伍德慈善学校以夏洛蒂曾就读的科恩桥女子教会学校为原型，展现出了学校严酷的制度、恶劣的生活条件、清教式的严厉教育和惩罚。勃朗特以栩栩如生的描写以呼吁改革。八年前，查尔斯·狄更斯写过一所更严酷的学校，即《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 ）中的多斯男童寄宿学校，对于交托到他手里的学生的福利，校长瓦克福德·士括尔斯漠不关心，他只关心钱，内心深处还带有虐待倾向。狄更斯以调查为基础构思小说，小说的问世也导致多家所谓“约克郡学校”的倒闭。

格林兄弟和安徒生写下的迷人童话，分别在1823和1846年首次译成英语，为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铺就道路。十九世纪，幻想文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可能是对重大历史变化的回应：工业和城市发展令读者渴望获取解脱现代社会中压力的良药。视之为己任的作家，为儿童创作了类型广泛、开启思维、读来愉悦的实验性作品。他们避免说教，以活泼有趣的方式激发儿童的想象力，有时不惜打破现实规律。尽管如此，幻想文学中的道德说教元素依然不能尽免：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有道德主张，批判童工和虐待穷人的现象；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故事《自私的巨人》让大人向小孩学习。幻想故事和社会现实可以成功地和谐共存 。

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1846年出版的《荒诞书》（A Book of Nonsense）一经问世即获好评。他是位富有天赋的艺术家，并为生动的诗行配上了有趣的画作。后来的续作《荒诞的歌、故事、植物和字母》包括了这首深受喜爱的诗篇《猫头鹰和猫》。文字游戏是这些诗篇的关键特色，利尔善于用自造词愉悦读者，如对“吃吃匙”的精彩描述。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别开生面的荒诞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也是同样是千古名作。作者借鉴童谣和民间童话的技巧和概念，织入各种游戏、字谜、谜题和文字游戏，构成引人入胜的叙述结构。爱丽丝在书中得以挑战社会习俗、对大人的行为和思想提出质问

动物、鸟鱼和昆虫出现在很多童书里，并常包含带人类特征的象征化描写。运用这种手法的历史源远流长，譬如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因好奇心的激发，爱丽丝追逐一只忽隐忽现、脾气暴躁的白兔，被一只快言快语的抽烟斗毛毛虫吓一跳，又遇到各种各样的角色，并最终在那个奇奇怪怪的世界得到有关成长的宝贵教训。刘易斯·卡罗尔的成功很快后继有人：肯尼思·格拉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碧雅翠丝·波特的彼得兔系列（1902-1912）。使用拟人手法时，作家出于各种原因刻意歪曲现实，可能有时只是为了有趣活泼，引发小读者的想象力。但儿童文学历史表明，作家常借拟人法来进行说教。拟人法可以让读者从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态度；也可以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此外，如果某些话尤其令人不安和难受，披上动物外衣则可以制造情感距离——编织一张“安全网”。通过文学拟人法，作家得以和读者开启引人入胜的对话。

千百年来，伦理故事一直折射着故事创作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十九世纪的很多童书都回荡着帝国主义的交响。在那个西方观念被强加到其他文化之上的时代，作家们也倾向于表达特定的价值观和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定论：有时有意，有时无心。那时的动物故事里，常有来自非欧洲本土的物种登场为故事增色。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生于印度孟买，而当时印度是英帝国领地。《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是他为自己的孩子而写的，内含趣味盎然、引人遐想的故事，例如《骆驼为什么长驼峰》、《豹子为什么长斑点》 、《独来独往的猫》。其文风亲切，满含奇思妙想，迷人有趣。但是，虽然这些故事多年来一直流行，吉卜林的声誉却随时代变迁而起伏，一度被批评政治立场不正确、有沙文主义倾向。当然，批评不会永远持续。可喜的是，儿童文学将一如既往地给孩子带来知识、快乐和启迪。这种文学类型永远在变化和进步，潜力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