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和犯罪小说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城市人口膨胀，英国各城市成为贫穷、污秽、腐败和罪恶的温床。街巷如迷宫，宅户破败，穷人和富人毗邻，乌烟瘴气弥漫，游民行踪不定，这一切都为犯罪滋生营造出了理想环境。出版界把握公众对城市犯罪既害怕又好奇的心理，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表各类新闻、小说、短篇故事、海报和歌谣，这些作品充斥着对暴力和邪恶添油加醋的描绘。随着哥特小说的兴起和煽情新闻故事的亮相，犯罪小说即将作为新文学类型登场。

1829年，历经十七年的争论，为了以最好的方式控制和保护不断增长的人口，伦敦警察厅宣告成立。在此之前，法律的执行只能靠无薪酬的保安和守卫，效果无从保障。1842年，独立的“侦探局”成立，马上引起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关注。他多次撰文，赞美新成立的侦探局，而且马上就创造了第一个虚构的侦探角色：《荒凉山庄》（1852-3）中的贝克特先生，其原型是现实中的侦探查尔斯·菲尔德。调查两起谜案（查实孤儿身份、破解一宗谋杀）的过程中，贝克特意识到两者的关联。在小说末尾，他宣称案情真相大白，并细细阐述推理过程。这是经典的破案陈词桥段在英国文学中的首次亮相。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识字率上升、印刷术进步，面向大众市场的廉价小说应运而生。一种新形式的连载小说诞生，并很快成为出版界的热门现象，那就是一便士惊悚小说。这类作品的“惊悚”部分源于对谋杀、盗贼和城市黑暗面的详述；“一便士”则代表每一号次的价格。最早的一便士惊悚小说受维多利亚时代以前的通俗哥特小说影响，充斥着吉普赛、海盗和浪漫冒险的元素，但后来逐步把焦点转移到真实犯罪，以及后来的真实侦探。

维多利亚时代依然公开执行处决，也经常引来成千上万的围观者——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甚至给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看客安排专程列车。1849年，查尔斯·狄更斯和三万多名围观群众一起见证了一对恶贯满盈的杀人犯夫妇玛丽亚和弗雷德里克·曼宁的绞刑。狄更斯被所见所闻吓坏了，并在同年向《泰晤士报》致函，认为公开处决并不人道。又过了二十年，绞刑才被挪进监狱的高墙里执行。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狄更斯对死刑的关注，包括《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生动地描绘了伦敦地下犯罪世界的骇人图景，在吸引读者的同时提出对这样的吸引作出的道德质疑，他尤其汲汲于向读者披露关于贫穷的“真相”。这种贫穷，深入十九世纪英国城市骨髓”，把很多人逼上犯罪的道路。

当评论界违背其初衷，把《雾都孤儿》归为讲述通俗浪漫式犯罪故事的“新门小说”，狄更斯大感惊诧。这类“新门小说”美化犯罪的丑行，有鼓励作恶的倾向。狄更斯在1841年版《雾都孤儿》的序言中声辩，该小说描绘的“悲哀现实”应是当头棒喝才对。然而，作者也明白煽情的力量，他也想要唤起读者的共情乃至促使读者的行动。为了更有效地传递这份讯息，他以通俗剧、哥特小说、讽刺剧、情感故事和寓言式的描绘手法，对“真实”做了一定程度的修饰。各种文学类型风格巧妙地在小说中交织在一起，增强了文字的力量，使读者始终兴趣盎然，让观者时而笑中带泪、时而破涕为笑。

1888年的秋天，五名女子在伦敦东区贫民窟相继被害，凶手无从追缉。这个无名凶手被冠以“开膛手杰克”之名，成为至今仍在伦敦街头阴魂不散的传奇。警方因查不出凶手身份的无能成为讽刺出版物趋之若鹜的好题材。在最后一起凶杀发生后的四年里，《警察画报》还能从这桩丢人现眼的闹剧中挤出一百八十四则的头版故事。

犯罪小说的顶峰无疑属于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诞生。自从在《血字的研究》中以“非官方私家侦探”的身份亮相以来，福尔摩斯一直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侦探形象。他的逻辑推理艺术、刑侦科学分析和排除不可能找出真相的手法，已是侦探类型小说的经典特征。这位叼烟斗的大侦探家喻户晓，标志着犯罪小说的重大转变：读者不再热衷于犯罪本身，而是对探案感兴趣；这种兴趣大到这样的程度，福尔摩斯在《最后一案》中的“身亡”竟能引起公愤，逼得柯南·道尔（Conan Doyle）纵使百般不愿，也只能让他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