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的译介
从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到“癫狂女巫”安吉拉·卡特,从林纾、魏易合译的《贼史》到风靡全球的“神探”夏洛克,从百花齐放的清末民初到万物待新的新中国,秉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视为“改良社会、救国救民手段”的外国翻译文学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英国文学到底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它们的出现对晚清、民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与影响?本专题为你揭开那些最为经典的英国文学作品来到中国后的“奇妙历险”,探讨这些作品是什么时候及为什么被选择与译介,译文与原著之间又有哪些微妙却意义重大的关联与矛盾?译者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语言困难和文化挑战?中国读者又是如何理解、接纳这些作品的?
1853 英国文学在中国
西方文学最早是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1853年,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班扬的著作《天路历程》被首次翻译成文言文,译者为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宾惠廉。二十年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国文学——由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发表于文学期刊《瀛寰琐记》,标志着英国文学汉译的开端。随后,怀着借英国文学译介以促进思想革命、推翻旧制度的雄心壮志,严复、林纾、魏易、梁启超、鲁迅等晚清民初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译介西方文学、发表研究英国文学的评注,英国文学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查看更多1896 福尔摩斯在中国的故事
侦探小说是晚清翻译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文类之一,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系列在英国问世不久便被译介到中国,早期的翻译多为清末民初的通俗文人(即后人所通称的“鸳鸯蝴蝶派”)。最早的故事节选自中译本《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于1896年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上;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大量删减原作情节,但发表后却反响平平。尽管如此,翻译出版福尔摩斯故事的热情并未减退;此后的二十年间,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频繁出现于各式各样的文学报刊和小说出版物。西方侦探小说常被拿来和中国的公案小说作对比,这种文类的小说与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小说一并被视为改良社会、救国救民的重要工具,其译介为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推崇。
查看更多1902 雪莱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
即使是在最冷酷黑暗的时刻,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样激昂的诗句带给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多少希望的欢悦。一百多年来,包括《西风颂》、《致云雀》、《云》等雪莱的名诗,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中不乏能用译文或英文背诵下来的读者。长篇作品的《阿多尼》、《伊斯兰的反叛》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钦契》 也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和学者的关注。雪莱的地位也许远不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或但丁那样崇高伟岸,但他一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具偶像效应且最知名的西方诗人。本文讲述自1902年起,诗人雪莱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及其被中国读者阅读、研究的故事。
查看更多1903 从“舌克斯毕”到“莎士比亚”:莎翁作品的现代诠释
1903年,十则节选自《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澥外奇谭》由上海达文社出版;尽管在十九世纪,莎翁的名字已多次以不同形式的中文译名出现在外交官、传教士的作品中,《澥外奇谭》却是首部被翻译成文言文的莎士比亚作品。1904年,林纾、魏易合译英国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并将其译作《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集》,这部译本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莎翁作品的翻译。1921年,田汉将《哈姆雷特》剧作首译成白话文,并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在随后的几年内,他翻译了多部莎士比亚剧作,从此拉开以白话文译介莎士比亚作品的序幕。尽管对于如何诠释、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这样的辩论一百多年以来从未间断,莎士比亚已成为在中国最家喻户晓的英国文豪之一,也是英国在世界上的文化标志。
查看更多1908 是什么促使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发展深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1908年,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开端的《童话》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多部英国儿童文学作品节选。周作人与鲁迅皆阅读吸收了大量的研究儿童文学的资料,并在留日期间筛选了多部作品进行译介出版,其中由二人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来自欧洲的儿童文学,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安乐王子》。此外,周作人还发表了多篇儿童文学评注,他的观点激发了新一批关注儿童文学的作家学者,也极大丰富了五四期间的新文学运动。
查看更多1909 翻译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安乐王子》(现常译作《快乐王子》)发表在周作人与鲁迅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中,1909年于日本出版,从此王尔德作品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 。尽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最先为中国读者所知,其“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作品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亦掀起了一股“王尔德热”。
查看更多王尔德被誉为“唯美主义”大师,许多中国文艺先驱都开始大力译介他的作品。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暗讽、双关及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现状的批判都被巧妙地“中国化”,借喻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
查看更多1925 勃朗特中国“奇遇记”
勃朗特姐妹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重光记》,尽管它只节选并翻译了名著《简·爱》的一部分。它由周瘦鹃于1925年译成,收录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周氏翻译小说集《心弦》中。此后,简·爱的故事被翻译为多个版本,譬如同于1935年问世的伍光建所译《孤女飘零记》和连载于《世界文库》的李霁野译《简爱自传》。就此类爱情故事的译介是否能起到救国救民、文化启蒙作用的争议声一直不断,尽管如此,许多勃朗特姐妹的作品,譬如艾米莉·勃朗特的著作《呼啸山庄》依然受到了中国翻译家们的青睐,多部著名译本皆诞生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近百年风雨的历验,如今勃朗特的小说已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并被多次改编、解读、注入中国读者的血液,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查看更多2004 如何读懂安吉拉·卡特?
相对来说,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就晚了很多。1992年卡特去世,将近十年后,由严韵翻译的中译本才在台湾问世。但没过多久,这股“卡特女巫潮”便席卷大陆,并随即累积了众多书迷。那字里行间的风趣机智,诡异复杂的故事情节,对文学经典、传统故事的颠覆改写都大大增加了对卡特作品译介的难度。要读懂卡特,恐怕首先要适应那些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脚注,还有各式各样的奇喻、反讽与戏仿。恐怕如卡特生前的好友著名作家拉什迪所言,想入门卡特的奇幻王国,得从《明智的孩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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