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伦敦

在莎士比亚笔下，伦敦是一座熙熙攘攘、快速扩张的城市。要是把王族、贵族、商人、工匠、劳工、戏子、乞丐、小偷、娼妓、密探，还有在欧洲大陆受政治或宗教迫害的避难者都算在内的话，那时伦敦的人口差不多有十万。尼德兰、比利时、日耳曼乃至更远方的商人，被英国的繁荣经济吸引，纷纷来伦敦开店做买卖。于是，漫步街头的伦敦人会听到各种口音和语言——一曲欧洲各地三教九流的合唱。

伦敦不仅是很多莎翁戏剧创作和上演的地方，也是其故事发生的舞台：最为明显的例子为《亨利四世》中的第一、第二幕，莎士比亚把伦敦生活风貌描绘得栩栩如生，既有妓院酒馆的“下贱”情景，也有宫廷的精致社交圈；《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则较为含蓄，虽然故事设定在是维罗纳，但灵感却源自充满喧哗暴力的伦敦街头。

随着十八世纪工业化的开始，激进主义崛起，来自政府的压迫愈演愈烈。在伦敦，豪奢和赤贫毗邻。1792的年夏天，海峡对岸的法国爆发革命，诗人兼雕版师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下《伦敦》一诗。该诗最早的手稿，可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布莱克笔记本中找到。

布莱克的诗作揭示了一个灵魂蒙昧的城市、一个狼奔豕突的世界：鲜血沿宫墙淌下，娼妓受性病折磨，孩子被迫扫烟囱，无辜的婴儿降临在无力抚养的母亲怀中。从扫烟囱孩子的“哭泣”、娼妓的“咒骂”到士兵的“叹息”，城市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此诗的叙述者为诗人本身，《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的引言中说他可以“看到现在、过去和未来”。布莱克认为，只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便能活跃、敞开我们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浪潮所带来的巨大震动、革命所引发的自由和社会正义思想，使一批史称的“浪漫主义诗人”得到启发。威廉·华兹华斯在前往法国时途经伦敦，写下名作《作于威斯敏斯特桥上》。这首诗，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在他的作品中都属异类，他的诗歌通常排斥新兴的工业化的城市生活，赞美田园生活的美好。而这首诗描写伦敦的清晨，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描绘这座繁忙的城市苏醒之前难得一见的静谧之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伦敦，多样性和不公，生动地刻印在皮尔斯·伊根的畅销奇情小说《伦敦生活》中。小说中心人物汤姆、杰瑞和逻辑都是富足的城市青年，一心想见识伦敦穷人区的“生活情趣”。小说凸显当时大都市的贫富差距，在享受传统化妆舞会、展览和社交活动之余，汤姆和杰瑞也去拳击赛、斗鸡场、监狱和酒馆这些穷人的娱乐场所。在某个东区酒吧，他们发现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地下社会，在这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可以轻松地打成一片。汤姆和杰瑞反串式的小小冒险有很多自传的成分，源自伊根和小说插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罗伯特·克鲁克香克与艾萨克·理查德自己的生活。小说对伦敦城的贫民多少有些浪漫和煽情的描写，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论及揭露维多利亚早期伦敦的黑暗面，没有哪个作家比查尔斯·狄更斯更出名。他的很多灵感来自长夜漫步伦敦街头的经历：“我……今晚想散个步，一场伟大的、伦敦式的、贫民窟后巷式的散步，就像骑士探寻冒险那样”，他在信里向朋友这样写道。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一名孤儿在济贫院度过幼年，后误入扒窃团伙，被精于掌控人心的费金控制。这部小说是对新通过的《济贫法》修订案的抨击，其社会反思性和娱乐性一样出色。

不只是小说家对这座英国首府的阴暗面感兴趣：十九世纪城市穷人的穷困、走投无路、恶劣居住环境乃至无枝可依。亨利·梅休在《伦敦劳动者和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中调查街头小贩、扫地工、街上和下水道的拾荒者，与读者分享这些群体的故事。这是最早关于贫困调查的文献之一。梅休不仅描绘这些伦敦穷人，还让他们自己发声。这些文字跃然纸上，且力透纸背。

论及与伦敦有关的恐怖形象，杰基尔和海德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中，标题人物经典的人格分裂，与城市同样极端的两极分化交相辉映：杰基尔博士代表充满光明和财富的世界，海德栖居在索霍区乌烟瘴气的险恶街头：“凄凉的街道……像是某个噩梦里见到的某个城市的某区”。这则故事立刻被搬上舞台，首演就在1888年开膛手杰克第一次行凶之前不久。新闻报道很快把两者联系起来，这种联想也在公众脑海里挥之不去。

很少有作家像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那样，与伦敦关系如此密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生于苏格兰，只偶尔逗居伦敦，虽然在城里工作，却喜欢待在乡下。尽管如此，他笔下大名如雷贯耳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边呼吸着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的雾气和煤油灯烟气，一边谱写探案传奇的。大侦探住在贝克街221b的公寓里，离摄政公园不远，那个寓所现已成故居博物馆。在《红发会》中，福尔摩斯讲到，“了解伦敦这座城市各种情况，是本人一种癖好”。为了寻找线索，从莱姆豪斯的穷人区，到海德公园西畔新建成的格洛斯特街区，他的足迹遍布城市每个角落。你现在依然可以实地走访探案集中出现的很多地点和街道，可见作者本人对伦敦的了解，完全不亚于他笔下的名侦探。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喜爱伦敦，其小说《达洛维夫人》著名的开场就是克拉丽莎·达洛维在街头的漫步。小说梦一般的叙述，引着读者穿过拥挤的都城，进入一个个孤岛般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城市的刻画具有显著的现代气息——充斥着汽车、双层大巴、广告和现代战争创伤。克拉丽莎赞美这种城市漫步：“真的比乡间散步还好”。然而，散步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娱乐，也好让“街上游魂”藏起自我，混入“浩荡的无名氏共和游逛大军”。

《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为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最后一部作品，它歌颂了二十世纪伦敦人文语言的丰富性、多样化和彼此间的泾渭分明，其开场是一段自问自答：“问：为什么伦敦像布达佩斯？答：因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两个城市。”该作品反映伦敦一个世纪的生活，讲述一座变化不休、永远被分割的城市。卡特的童年及成人后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南伦敦度过的，而这部小说是她为已消逝的伦敦——那时的伦敦尚有茶店和歌舞厅——所献上的挽歌。叙述者朵拉发现，“百年总有一次，人人都对亲爱的老伦敦拼命上下其手，然后把她拆光回炉重造……但旧城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