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于1847年出版的小说《简·爱》（Jane Eyre）奠定了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小说讲述一名女孤儿成长为家庭女教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与她所爱的雇主罗切斯特终成眷属的故事。当时的女子缺乏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无法让社会听到她们的呼声，而这部小说则以澎湃的激情发出争取女权的呐喊，并遭到部分评论家谴责，称简的叛逆是“反基督”的、不符合其下层身份的。《简·爱》出版后一直被视为爱情故事的典范、女权宣言中的华章，以及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小说的经典范例。

浪漫主义者认为想象力具有疗愈的力量，可使人们超脱日常的生活环境和焦虑所带来的局限。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y）创作于1820年的诗篇《致云雀》（‘To a Skylark’）则重点突出了浪漫主义者的此种观点。

《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创作的系列故事集，故事的主人公是塞缪尔·匹克威克建立的一个虚构团体。这部故事集意在“记录漫游、奇遇、旅行与历险的过程”。

1913年至1915年间，当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创作《虹》（The Rainbow）时，他已因自传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成为著名的青年作家。然而，《虹》偏离了其早期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它着重探索了潜意识以及三代人身上重复出现的经历，与乔伊斯和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一样，这本书属于现代主义时期最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之一。然而，该书却因涉及淫秽内容而被禁止出版，劳伦斯对它寄予的期望也因此破灭，直到几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而劳伦斯那时已经离开这个把他和他的作品拒之门外的祖国。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的《擅长装扮的老猫经》（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是一本俏皮诗集，其中收录的诗歌作品多受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的荒诞诗以及童谣和流行歌谣的影响。

《荒原》（The Waste Land）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歌。通过五个段落——“死者葬礼”、“对弈”、“火诫”、“水里的死亡”和“雷霆的话”——艾略特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当代世界及其历史的荒凉风景画。用他的话说，“最重要的人物是长着皱褶的乳房的年老男子”，即忒瑞西阿斯，希腊神话中一位雌雄同体的盲人，却能看见未来。《荒原》首次发表于1922年10月出版的英国文学杂志《标准》（Criterion），一个月后又刊登于美国《日晷》杂志（Dial）。成书由美国伯尼·利弗莱特出版社（Boni and Liverlight）于1922年首次出版，1923年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共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

《匹克威克外传》与查尔斯·狄更斯的出道

《匹克威克外传》是十九世纪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同时它也是一部成就了狄更斯的滑稽杰作。然而，在刚面市的最初二十个月里，这部作品似乎不像是后来会受一代又一代读者追捧的大部头小说。

《荒原》之声：音、律、乐
《荒原》中充斥着声音和音乐，上迄古印度教和佛教经文，下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凯瑟琳·穆林（Katherine Mullin）将带您聆听T·S·艾略特诗歌中的声音。

《荒原》中的文学经典
T·S·艾略特的《荒原》 中，多处提及其他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但丁（Dante）、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作品。本文中，谢默斯·佩里（Seamus Perry）将带您探寻这些作品。

欢乐、希望和爱情的天籁之音：雪莱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

即使是在最冷酷黑暗的时刻，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样激昂的诗句带给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多少希望的欢悦。一百多年来，包括《西风颂》、《致云雀》、《云》等雪莱的名诗，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中不乏能用译文或英文背诵下来的读者。长篇作品的《阿多尼》、《伊斯兰的反叛》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钦契》 也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和学者的关注。雪莱的地位也许远不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或但丁那样崇高伟岸，但他一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具偶像效应且最知名的西方诗人。本文讲述自1902年起，诗人雪莱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及其被中国读者阅读、研究的故事。

“自然”与“城市”：张爱玲与劳伦斯的创作姻缘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D·H·劳伦斯（D H Lawrence）就被译介到中国，其作品的惊世骇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劳伦斯是张爱玲喜读的作家之一，两者的创作无疑存在一定的关联。本文主要探讨张爱玲与劳伦斯创作中对心理分析技巧及多种意象的运用，并分析张爱玲在对劳伦斯作品的接受中是如何以敏慧的艺术感受，在创作中进行融合与转化。

从泰晤士河奔流到黄河：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西方文学最早是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1853年，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班扬的著作《天路历程》被首次翻译成文言文，译者为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宾惠廉。二十年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国文学——由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发表于文学期刊《瀛寰琐记》，标志着英国文学汉译的开端。随后，怀着借英国文学译介以促进思想革命、推翻旧制度的雄心壮志，严复、林纾、魏易、梁启超、鲁迅等晚清民初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译介西方文学、发表研究英国文学的评注，英国文学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勃朗特姐妹在中国的译介和接纳

勃朗特姐妹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重光记》，尽管它只节选并翻译了名著《简·爱》的一部分。它由周瘦鹃于1925年译成，收录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周氏翻译小说集《心弦》中。此后，简·爱的故事被翻译为多个版本，譬如同于1935年问世的伍光建所译《孤女飘零记》和连载于《世界文库》的李霁野译《简爱自传》。就此类爱情故事的译介是否能起到救国救民、文化启蒙作用的争议声一直不断，尽管如此，许多勃朗特姐妹的作品，譬如艾米莉·勃朗特的著作《呼啸山庄》依然受到了中国翻译家们的青睐，多部著名译本皆诞生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近百年风雨的历验，如今勃朗特的小说已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并被多次改编、解读、注入中国读者的血液，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