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和日常

《达洛维夫人》的故事设置在1923年6月的一天，记录了各色孤立的人物在熙熙攘攘的英国首都擦肩而过时的经历感受。其中两个角色是小说的主要焦点：含银勺长大的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受弹震症折磨的一战老兵塞普提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

小说开篇，“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她要用一天时间准备一场晚宴。小说结尾，宴会开始，她在席间的闲言中听说塞普提默斯的自杀。通过融入了各色人物的各种渴望、焦虑、梦境和怀旧瞬间，小说牵着读者跳出一切限定的、暂存的框架。

以各人内心的情感为舟，伍尔夫让笔下人物穿梭于时间长河，反射和折射出他们的情感体验，通过这种布局，实现对个体及相互关系的复杂描绘。

从塞普提默斯的过去，我们得知他受社会出身所限，无法进入大学；他是“那种靠自学获得了粗浅知识的人，他的修养全部来自从公共图书馆借阅来的书籍” [1]，希望成为诗人的渴望促使他入伍，就仿佛这便可以守护理想中莎士比亚式的英伦。得知自己要被送进疗养院后，赛普提默斯选择自杀——伍尔夫从而表现了当时社会里精神看护的恶劣和匮乏状况，这其中可能隐含作者自己罹患精神疾病的经历。

与此辉映唱和的，是达洛维夫人更为优雅的来自中上阶级的悔恨和疏离感。女儿伊丽莎白这个无法逃避的存在，是克拉丽莎自己少女时的象征；旧情人彼德·沃尔什（Peter Walsh），还有充满欢笑、与她接过一次吻、现已嫁给乡下商人的波西米亚人萨利·西顿（Sally Seton），都让她惦念起被她拒绝的爱情及其象征的另一种生活。

寻找现代之声

1924年，在论文《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小姐》（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中，伍尔夫探讨了有关二十世纪早期“现代”生活的降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一旦人际关系改变了，宗教、行为方式、政治和文学也都会有所不同。”

按伍尔夫的定义，现代性是由流动中社会及文化所定义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不稳的、破碎的。她认识到，为了刻画这种万花筒般的体验，作家必须找到新的形式和主题。伍尔夫的技法，就像立体主义绘画，可以从多个角度描绘城市和城里的人。

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主人公身上，反映了伍尔夫个人深切的忧虑：克拉丽莎表现了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塞普提默斯的刻画则是质问有关如何对待被抑郁逼到理智边缘的群体。伍尔夫的作品时常深入探讨作者本人非常感兴趣的边缘化、被忽视了的群体。在《传记文学的艺术》（The Art of Biography ，1939）中，她声称“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无法隐藏——是否只有伟人的生平值得记述。哪一个生活过的、留下生活记录的人不值得立传，不管他/她失败还是成功，卑微还是显赫。”

关于“意识流”

“意识流”是一种写作风格，于二十世纪早期发展成型，用于表达角色思想和感受的流动。这种技巧，旨在让读者深入主角的内心世界——从内部视角，揭露其动机、心理情结和其在现代世界中的碎片化生活体验。大声说出的想法和伍尔夫所谓“在思想层面匍匐”的想法不尽然相同。在1908年的一则日记中，如下图所展示，伍尔夫阐明此技法的初步概念，她表达了一种愿望，要“实现一种不一样的美，以无限的嘈杂达成某种和谐；展现思想在世界里穿行所留下的全部痕迹；最终完成某种由无数碎片构成的完整性。于我而言，这是自然的归宿，是心灵的桃源……”

首次把“意识流”一词用于文学语境的，是梅·辛克莱（May Sinclair）的一篇评论多萝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小说的文章。以此风格著称的其他作家包括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伦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达洛维夫人》的故事背景设在了处于一战结束五年后的伦敦。战争的毁灭性冲击依然历历在目，在城市的肌理中、在居民的心灵里。小说描绘的日常活动中，时时可见被冲突唤醒的悲痛和创伤。

例如，我们在开篇的几页里读到，一架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使下面的人紧张，“不祥地”唤起德国空袭的记忆。同样，只需扫一眼这样的句子，譬如福克斯克罗夫特夫人“昨晚在大使馆里还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因为她的宝贝儿子阵亡了” ，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达洛维夫人》是一部具有卓越重要性的战争小说：“这世界刚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令他们每一个人，令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泪如雨下”；“在每一家帽店里，在每一家成衣店里，彼此陌生的人们互相瞅瞅，想到了死去的人” 。当神秘的灰色轿车驶过圣詹姆斯宫，它经过的围观群众里，就有“孤儿们、寡母们、战争” 。

《达洛维夫人》的草稿本

这是伍尔夫创作《达洛维夫人》时的草稿，共三本。小说原题为《时时刻刻》（The Hours）。草稿完成于1923年6月，书中故事发生于同一个月份。小说于两年后出版。

这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都体现了“现代”的精髓，伍尔夫也无愧于英语语言的创新者的美誉。在这些出自她亲手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探索一种所谓“意识流”的新创作手法，在这里体验与情感对人物内在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与人物所演绎的故事同样重要。通过这种技巧，她渴望展现意识多面性的本质，刻画现代战争对灵魂的打击。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作品及其遗产

创作之余，伍尔夫对其身处的文化圈也有显著的影响力。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一同经营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起初成立于里士满（Richmond），后迁至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由一群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布鲁姆斯伯里派”就是以该区域命名的。当时的一些最精彩的文化活动常常聚集在伍尔夫的家；而霍加斯出版社出版过的作家中就包括了T·S·艾略特（T S Elio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凯瑟琳·曼斯菲尔德、E·M·福斯特和伍尔夫夫妇自己。

伍尔夫拒绝带有男权色彩的荣誉，如名誉勋位（Companion of Honour，1935年）、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给她的荣誉学位（1933年和1939年）。她撰写探讨女性社会地位的论著，如《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1938）。在《奔流》（Flush，1933）中，她写到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低眉顺目的人生，在《奥兰多》（Orlando，1928）中，她以虚构手法撰写友人薇塔·塞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传奇人生——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活到二十世纪，拥有双性共存的身体。

伍尔夫出生于1882年，诞名弗吉尼亚·阿德琳·斯蒂芬（Virginia Adeline Stephen），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是《牛津人物传记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Biography）的奠基人，后凭文学贡献受封骑士。母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朱莉娅·达克沃思（Julia Duckworth，1846–1895）。伍尔夫的父亲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并允许伍尔夫随意使用。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她的父母和哥哥相继去世。伍尔夫的精神状态长期不佳，于1941年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