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

《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是一部非凡的维多利亚晚期哥特小说，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和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1897）同列，一同展示了这种世纪末文学类型是如何探究维多利亚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光鲜的社会人皮相底下蠢蠢欲动的私欲。这部小说同时也探索艺术和现实充满张力的关系、凸显道德和美学的相互作用，还有画家、创作对象和画布上的最终成果之间的联系。

“对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感到十分过瘾”

《道连·格雷的画像》，细写表象和真实、人在社会上妆扮的皮相和隐藏的邪恶与欲望互相投射所产生的黑影。不管其行为多么邪恶，道连可永葆青春美貌。而他的肖像油画，深锁阁楼，成为不见天日的罪恶，逐渐腐朽，承载起本应刻进他脸上的每一道堕落和纵欲的痕迹。正如史蒂文森《化身博士》里的杰基尔博士，道连自恃有光鲜体面、无可指摘的外表掩护，可以不受堕落的指控，因而敢于把主宰社会的道德观踩在脚下。他始终被社交圈接纳，同时其最原始的欲望又能得到满足，这种在两个世界里呼风唤雨的能力，让他身处高潮迭起的漩涡，身陷幻妄。就在犯下谋杀后几个小时后，道连衣冠楚楚地出席社交聚会，并让我们知道，他“对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感到十分过瘾、痛快”（第15章）。[2]

道连的朋友亨利勋爵犀利地洞察到罪犯和体面市民之间的相似性：“犯罪是下层百姓的行当。我丝毫没有谴责他们的意思。我觉得，犯罪之于他们，犹如艺术之于我们一样，无非是寻求刺激的一种手段。”（第19章）。[3] 道连既光顾鸦片馆，又陶醉于高雅文化，集罪犯和唯美主义者于一身。他既是“堕落”的浓缩定义，同时也体现了得体的公众人格和隐秘的私生活之间的分裂。

道德和美学

《道连·格雷的画像》用很多篇幅流连于感官沉溺的美好和毒性。例如，小说开篇便提到玫瑰和紫丁香的芬芳带给人的愉悦。但是，王尔德既不想让这本书成为堕落的颂歌，也不想把它写成警示过度纵欲危害的寓言。如其自序所言，“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换言之，此书所带来的一切道学式的嫌恶或代入式的快感，都是读者自身的投射，而非小说本身的反映。这本书讲了一个故事，仅此而已。把道德的条条框框强加其上的，是身为读者的我们。

唯美主义，作为当时新涌现出的一种时髦又充满争议的艺术理论，认为艺术评价应纯粹根据其美和形式，不考虑背后的一切道德寓意（“为艺术而艺术”）。在小说里，这一观念的化身是花花公子亨利·沃登勋爵。亨利提倡享乐主义的人生追求，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新的体验。在他看来，“为了得到新的感受，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划得来”。（第4章）[4] 道连虽被沃顿淬毒的甜美呢喃所诱惑，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道德后果愈发在意。他站在自己的日趋腐朽的肖像前，对比油彩中的道德败坏和镜中无垢无瑕的纯真面容。两者的反差给他带来亢奋的喜悦：“他变得更加钟爱自己的美貌，也更加欣赏自己灵魂的堕落”。（第11章）[5] 道连的许愿——保持美貌，让画像承受衰老和堕落——逾越了艺术和生活、美学和道德的界线。画像变成道德的载具，从一个美的物体，变为罪的记录，一种“狰狞、丑恶、可憎”（第10章）[6] 的东西。也许，对唯美主义者而言，玷污画像才是道连最大的罪过——毁掉一幅美丽的艺术品。

画像和祖先

在哥特小说里，画像常常扮演一种险恶的角色。第一部哥特小说，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写到某个画中人物走出画像，来到真实世界奥斯卡·王尔德的曾叔父查尔斯·马图林（Charles Maturin）著有《流浪者美尔莫斯》（Melmoth the Wanderer，1820），其中有一幅肖像会凝视房间里观画的人。在王尔德的这部小说里，藏在阁楼里的道连画像也许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幅，但小说里还有其他画作，也从某种角度揭示了道连的行为。其中有一段，描写道连在自己的乡间别墅的画廊里漫步，看着“那些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的画像。 一张张阴沉淫邪的面庞回瞪着他，使道连不禁思忖，“会不会是某种有毒的病菌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他自己身上？”（第11章）[7]这就提出一个疑问：道连是否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行为是否如相貌那样，受先人“罪恶和耻辱的”遗传左右？著名精神病理学家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在其著作《精神病理学》（Pathology of Mind，1895）中写道：“每一张脸皮底下，都隐藏着一张张祖先的脸，每一个人格里头，都隐藏着一个个祖先的人格。”这一思想在很多哥特小说里都有体现，包括王尔德的这部小说。

《道连·格雷的画像》，既对道连的种种行为加以标准的“哥特式”叙述——超自然的画像、从画像里瞪视他的先人纵欲的脸庞；又以前瞻式的科学和理性，思索其邪念的发源——遗传对道连的行为有多少决定性。道连的外表像他母亲，“他继承了她的美以及她对别人的美的热爱”，（第11章）[8] 当他的堕落不断升级，阁楼里那幅狰狞的画像变得越来越像他邪恶的祖父。以这些内容来看，道连又是一个科学和道德的研究案例。纵观全书，亨利勋爵一直把道连视为一件美丽的实验品——一边鼓励道连追求享乐主义哲学，一边鼓吹某种社会进化，主张抛弃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拘束，因为罪恶感和良知已经过时，应该彻底扫除，为新的感官追求让道——这就是他的实验手段。亨利勋爵认为，成为异端而不觉恐惧的力量，便是进步的钥匙：“勇气已经离开了人类……对社会的畏惧，对上帝的畏惧，就是这二者统治着我们。前者是道德的基础，后者是宗教的秘密。”（第2章）[9] 他对青春的呼唤，就是对勇气的呼唤。道连最终失败了，未能活出亨利勋爵理想中的生活，因为他无法抛弃自己被画像逼问的良心。他想要毁灭画像，以此摆脱受自己罪行折磨的、持续不断的良心拷问，可结果只毁了自己。

奥斯卡·王尔德和道连·格雷

1890年7月，《道连·格雷的画像》在《利平科特月刊》首度登场，因涉指同性爱欲，非议旋即纷至沓来。《苏格兰观察者》（Scot’s Observer）有篇评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评语，形容此书是“写给逍遥法外的绅士和变态的电报童工”看的——意指不久前曝光的伦敦克利夫兰街男同妓院丑闻。[10] 面对这类来势汹汹的批评，王尔德特意修改原文，改出一个篇幅更长、明显“低调”的版本，由沃德·洛克公司在1891年4月出版。这就是该小说传世的标准版本。尽管如此，《利平科特》上的原始版本，依然在两起诉讼里被用作对王尔德不利的呈堂证供，试图证明他有犯“某种倾向”的罪行。在很多人看来，作为艺术家的奥斯卡·王尔德——包括他浮华的公众形象、隐秘的私人生活——和他的小说（包括两个差别巨大的版本）及表里不一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彼此映照、你中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