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关于女性的权利，我的主要论点构筑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之上：如果不通过教育让女子与男子并肩同行，女性就会成为真知的阻碍，因为真理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否则其普适通行的效力将打折扣。如果女子不理解遵循美德的价值，她又怎会遵循美德？如果女子没有自由，理性就会受限，如果理性受限，就无法理解她的职责，也无法领悟职责将带给她的真善，那么，她又怎会履行职责？” 

教育和平权

1791年，法国主教、政治家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向法国国民议会递交报告，强调了当时的观念，女性只能在“父亲家”（the paternal home）接受教育。出于义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撰文呼吁男女平权，尤其在教育领域，并主张女性智识上的劣势完全来自缺乏公共教育的观点。

按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旁证，沃斯通克拉夫特写这本书时下笔飞快，只花了六周，并打算发表第二卷。《女权辩护》写于1791年，出版于1792年，同年发行了第二版。出版时该书虽标为第一卷，但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写出续文。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语调，既有她个人的幽默感，也有她对大多数女子被造就的柔弱状态的义愤。

我希望我的女同胞们会原谅我，如果我把她们当作有理性的人来看待，既不恭维她们的妩媚风姿，也不把她们看作好似永久处在不能独自站立的幼稚状态。[1]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也有主张改革女性教育的著述，但往往是基于道德立场，或是为了让女子更好地履行作为男人伴侣的职责。《女权辩护》则不然，书中呼吁建立让男女一起入校学习的全国教育系统，不是为了训练出好妻子，而是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为了女子的尊严，必须有权利、有能力去自食其力。她写道：“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是更规矩的女儿，更热情的姐妹，更忠实的妻子，更明白道理的母亲——总之一句话，更好的公民。” [2]

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这部先驱式著述，一部分原因是回应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末出版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注定要失败，社会还需要传统制度的支撑，例如官爵和财产世袭。在此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早的回应是《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以此文驳斥伯克、支持议会改革、宣称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是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滥用这些权利自由的人基本上是出于愚昧无知。这种男权主张并非没有同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1年发表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也反对伯克。但沃斯通克拉夫特更进一步，并首次提出女权应和男权平起平坐。

沃斯通克拉夫特时代的女权状况如何？

在十八世纪，从法律角度来看，已婚妇女没有财产、私人钱财和选举权，子女的权益也与她们无关。这套庇护制是所有婚姻的主宰：这是一种把夫妇视为一人的法定原则。婚后，女子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均从属于丈夫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女子依法受丈夫保护、服从其权威。单身女子或寡妇可拥有财产、金钱，开展事业，已婚妇女则无同等权利，除非达成某种代价不菲的法律裁定。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an’s Property Act 1870）及后续立法的成立，已婚妇女才能够保留她们自己亲手挣来的钱、拥有婚前婚后所得财产的持有权。

女性教育

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关于女性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持家和学术技能的侧重究竟该如何把握，都是当时激辩的主题。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得不到像样的教育，所以无法对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而当时也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作家，像萨拉·斯蒂克尼·艾丽丝（Sarah Stickney Ellis，1799-1872）在《英格兰妇女》（The Women of England，1839）中主张的那样，认为女人有一种宗教教义上的责任——为社会整体福祉来好好抚育下一代、给年轻人灌输正确的道德观。

那时的人们认为大学教育不适合女性，因此，女人便无法追求实现职业发展。为数不多的励志故事流传下来，讲述克服性别壁垒而工作有成的女子：军医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直到死后才被发现是女儿身，其真实身份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玛格丽特·巴尔克利（Margaret Bulkley）。她从十岁起就伪装成男孩，此后一生均以男性身份度过。她在爱丁堡的医学院求学，并在1812、1813年分别获得医生和外科医师的资格。直到一个世纪后的1911年，埃莉诺·戴维斯-科利（Eleanor Davies-Colley）才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承认的女外科医师。

当时读者对《女权辩护》的反响如何？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仍在世时，《女权辩护》在与志同道合的文艺圈里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这个圈子也有自由的思想，反对保守的风气。但其他读者的评价非常负面。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一封信函中把她称为“穿蓬蓬裙的鬣狗”。沃斯通克拉夫特因生产时的败血症去世，年仅三十八岁，留下几篇未完成的手稿。她的女儿玛丽便是后来写下著名文学作品《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鳏夫威廉·戈德温发表了其在悼念亡妻的过程中写下的回忆录。这些文字坦诚忠实，既描写玛丽与他婚前的关系，也记录她和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纠葛，以及两人私生女范尼·伊姆利（Fanny Imlay）的诞生。这桩丑闻贬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学遗产。多年后，范尼因不幸的情感关系而自杀，（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威廉·戈德温的女儿，即婚后的玛丽·雪莱）玛丽·戈德温与珀西·比希·雪莱私奔，世人立即将此事归咎于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终生倡导的女权主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