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明智的孩子》

《明智的孩子》以对立和矛盾为基调，妖娆多姿的高雅和低俗文化缀满字里行间——歌舞秀、电影、好莱坞、戏剧和莎士比亚——以对偶（双生）、身份认知、父权、婚生/私生为中心主题。这部小说情节紧凑、滑稽开怀，比安吉拉·卡特的某些早期作品更具可读性，同时这部小说也是对英国文化身份的一次颇具挑战性及颠覆意义的探索。

安吉拉·卡特的创作笔记

这是安吉拉·卡特为《明智的孩子》记录创作构思和研究成果的笔记。笔记由若干部分构成，例如“罕择 / 高尚人生 + 人士”和“银幕 + 舞台”，展示了卡特在初稿之前是如何着手研究资料、构造角色和情节。笔记间隙还夹杂一些较长的段落，可算是《明智的孩子》最早的初稿片段。

笔记和成稿一样，把高雅和低俗文化搅在一起，带来生动又时而刺耳的阅读体验。从细节的丰饶细腻，可见卡特的构思和灵感来自种类多样的素材。既有马克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执导的好莱坞改编电影《仲夏夜之梦》，又有瓦尔特·本杰明的（Walter Benjamin）《机械化大生产时代的艺术创作》（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莎剧演员的传记，以及歌舞秀和杂剧界的诸多轶事。

串起这满盘珠玉的线索，是卡特无所不在的诙谐和荒诞、低俗和奇诞的审美眼光。所以笔记中会详细提到二战中一头斑马逃出受炮弹轰炸的伦敦动物园，还有“军靴踩烂舞池”的夜总会传奇。

特别有趣的是，卡特把怪异的真人真事织入这幅荒诞大幕，使之升华到癫狂境界。例如在书架号为f. 5r的藏品中，卡特记载在1936年发生的一桩轶事：艾芳河上史特拉福庆典公司收到一通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越洋电报，请求该公司提供一捧莎翁花园的泥土和一掬艾芳河水，作为一次演出的开幕献祭。在《明智的孩子》里，梅齐尔张罗欠思姐妹把同一出处的“圣土”带到好莱坞拍片现场，但由于种种喜剧噱头，这罐土最后成了猫砂。

草拟角色和结构

除了研究备注，笔记中还有《明智的孩子》的结构和角色雏形。

罕择族谱，有“台面上”和“实际上”的两个版本（f. 11r）。带勾号的备注也展示了某些最终被卡特用到小说里的梗，尽管并不完全是准确或一一对应的。譬如：“出镜丝袜广告至六十年代——毕竟腿形毁得最晚” [1]，（f. 24r）

藏品书架号为f. 65r 开始的笔记表明，卡特原本想把小说分为七章，因“（莎士比亚的）剧作分为七个时代”。后来卡特将它改成五章，对应莎翁戏剧的五幕式结构。

卡特、莎翁和伦敦

卡特的童年和后来的人生有大段时光是在南伦敦度过的，而《明智的孩子》是献给利昂斯茶店那段消逝时光的挽歌，也是对由伦敦居民所形成的丰沛的地方语言文化的致敬。伦敦城的地理结构成为小说里一个强而有力的隐喻。

《明智的孩子》也是一部讲述反差的小说。叙述者朵拉以介绍伦敦南与北、富与穷的划分来揭开故事的序幕。“欢迎来到错误的这一边”，她写道，“左手边，观光客鲜少看见的这一边，泰晤士河老爹的私生子这一边”（第1页）。与地理上的两级相呼应的，是低俗和高雅文化（歌舞厅对比莎士比亚）、私生和婚生（双胞胎欠思对比双胞胎罕择）的反差。

莎士比亚和伦敦是小说的核心，故事的开头和结束，都在“吟游诗人路49号，布里斯顿区，伦敦，邮编开头SW2”（第1页），何其恰当。按图索骥，南伦敦布里斯顿区真有一条莎士比亚路。评论家认为，卡特所在的克拉伯姆区（Clapham）距此地不远，她笔下的吟游诗人路（莎翁又名“吟游诗人”）可能就以此得名。

《明智的孩子》是卡特最后的作品。1992年，五十二岁的卡特去世，此后，她的作品成为英国大学课堂的常客。如今，布里斯顿区有一条安吉拉·卡特巷，堪称实至名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