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性別定位

在維多利亞時代，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界定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分明。在這之前，女子常和丈夫或兄弟一起，幫忙照料家族生意。女性住在「店舖的上層」，可以一邊照顧家務，一邊照看生意、接待客人、記賬算賬。隨著十九世紀的發展，男性開始頻繁地往返於上班地點——工廠、商號或辦公室。家務逐漸由僕人承擔，妻女姐妹則留在家裏督促僕人幹活。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女性穿起撐架裙——一種形如燈罩的龐然大物，若要勉強去擦爐架、掃樓梯，只會把自己絆倒。

「分離領域」

於是，維多利亞人把同一屋簷下的兩種性別戲稱為「分離領域」（separate spheres），只在早晚兩餐時相聚。

「分離領域」的觀念，源於男女「生來」有別的概念。女子體格較弱，但品德更高，所以最適合居家領域；對於成天在公共領域工作、道德受其荼毒的丈夫，女性要負責淨化他的心靈。不僅如此，她們也要教導下一代堅守同樣的生活方式。女性在家裏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卻成了反對賦予女性投票權的論據。

女性的教育

但為了成為「家中的天使」，女性確實需要一種新型的教育。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姑娘被諄諄教導，要以「多才多藝」的才能吸引到夫君，單憑家務本事可行不通。要多才多藝，就要求學於寄宿學校，或請家庭教師。在《傲慢與偏見》裏，高傲的卡洛琳·賓利列出姑娘多才多藝的標準如下：

女人呢，唱歌跳舞、繪畫音樂，樣樣都要精通，時興的語言也要會幾種，……這還不夠，表情體態、語氣談吐，一定要有格調……

誠如賓利小姐所言，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要用優雅柔婉的行止，軟化博學多才的鋒芒。沒人想做「藍襪子」——意指過於熱衷知識追求的女性。在周圍的人眼裏，藍襪子欠缺女人味，想篡奪男性「與生俱來」的知識優越地位，確實惹人煩厭。有些醫生甚至發表文章宣稱，學習過多會傷害卵巢，把水靈靈的姑娘變得乾癟無生趣。該世紀後期，當牛津和劍橋大學向女子敞開大門，很多家庭都拒絕讓聰明的女兒入學，生怕書讀多了而嫁不出去。

婚姻與性

同時，姑娘還不能把尋求郎君的意圖表現得太明顯。對男人太「直接」會顯得性趣過重，讓人不放心。女性對婚姻的追求，應來自成為母親的渴望，而非性和感情的渴求。有個叫威廉·阿克頓（William Acton）的醫生說過一句名言：「大部份的女人對一切類型的性感受都沒有太多感覺，也不會因此煩惱，何其有幸」。

女性通常在20到25歲結婚。新郎以大五歲為宜。這不僅能強化男女之間的「天然」秩序，也有經濟上的合理性。為了得到未來岳父的首肯，年輕男子要展示出足以供養妻子和未來孩子的收入能力。為了達到結婚的標準，有些倒霉眷侶只得在訂婚後一拖再拖。

特別虔誠的男青年也許能在婚前保持童貞。但很多可敬的男子還是跑去尋花問柳。所有大城市都有紅燈區，買個春宵很是容易。外地人也可以參閱書冊，類似羅傑·福你滿（Roger Funnyman）的《斯威爾都市夜生活指南》（The Swell’s Night Guide through the Metropolis）。遺憾的是梅毒和其他性傳染病肆虐，被很多男子沒良心地傳給了家中太太。至於讓梅毒茁壯繁茂成三期的倒霉鬼，一般會死在40多歲的時候，死得痛苦、死得漫長就是他們的歸宿。

女人卻別無選擇，必須婚前守貞，不管年輕與否。如果沒有已婚女性在場伴護，甚至跟男人說話都不行。高等教育或專業工作也對女性緊閉大門。這些感情上的沮喪之感，自然會引發各種地下抗爭。弗洛朗絲·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一心行善世間，卻有陪伴母親和姐姐、幫忙監管僕人的要求在身。她年少時就受歇斯底里症之苦，和家人一起吃飯對她來說是一種煎熬。伊麗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則稱病不出，匿身在父親家頂樓的房間裏寫詩。1847年，夏綠蒂·勃朗特借筆下女主角簡·愛之口，對女性受到的種種限制發出強烈的控訴：

一般都認為女人應當平平靜靜，但女人跟男人一樣有感覺。她們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們一樣需要有用武之地。她們對嚴厲的束縛、絕對的停滯，都跟男人一樣感到痛苦。比她們更享有特權的同類們，只有心胸狹窄者才會說，女人們應當只做做布丁，織織長襪，彈彈鋼琴，繡繡布包。（第十二章）[1]

這段極具震撼力的獨白驚惶到一批保守評論家，例如伊斯特萊克夫人（伊麗莎白），在一篇相當刻薄的評論中，她把《簡·愛》類比為憲章運動——一場爭取普選權的勞工運動。

在這篇還提到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評論中，伊斯特萊克夫人對簡·愛和貝姬·夏普——兩人都嫁入僱主的家——的性追求表現出強烈的厭惡之情。這個家庭女教師的形象有如平地驚雷，尤其在文學領域，因為她點破一個事實：維多利亞女性並不像阿克頓所說，個個都毫無性致。

嫖妓

嫖妓是中產階級富裕家庭暗處揮之不去的陰霾。男性通過這種途徑滿足慾望，不僅在婚前，婚後也不時發生。妓女和夫人不是同一群體，倒和她們所睡的男人一樣，屬於經濟市場中的工作者，以服務換酬勞。阿克頓等醫生為賣淫所帶來的「問題」操碎了心，尤其擔心在男性中傳播性病。為此，在1860年訂立的《傳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允許在某些城鎮對有性工作嫌疑的女性強制體檢。如果查出有恙，就把病人安置在「性病醫院」，不治好就不准出去。為了廢止該法案，約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積極奔走號召，主張嫖客和妓女在賣淫「問題”」上應承擔同等的責任。

很多慈善機構因而建立，幫助妓女再獲新生。查爾斯·狄更斯還和慈善家安杰拉·伯德特—科茨（Angela Burdett-Coutts）聯手創辦「抹大拉之家」（Magdalen House），安排姑娘去澳大利亞重新做人。雖然各方諸多努力，只要還有快30依然窮得結不起婚的單身漢、還有為供養孩子走投無路的勞動婦女，賣淫業就依然能興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