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斯伯里與中國

請誰不請誰？

所謂布魯姆斯伯里集團，實際上是一個鬆散的，經常聚會的知識份子群體，這個集團永恆的核心，卻是兩位姐妹：畫家瓦妮莎·貝爾（Vanessa Bayer），小說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到底誰是布魯姆斯伯里派的人，實際上沒有確定範圍。如果把兩姐妹從1905年到1939年三十五年中邀請過的人全部開列，布魯姆斯伯里的「成員名單」就會很長，1987年出版的《布魯姆斯伯里人名錄》（Who’s Who in Bloomsbury）列名上百，都是知識界的領袖人物。主要是畫家（格蘭特、卡靈頓），作家（福斯特、加涅特），詩人（艾略特），美學家（貝爾、弗萊），也有政治學家（狄更斯、倫納德‧吳爾芙）和經濟學家（凱恩斯）等等。

不過瓦妮莎與維吉尼亞也是「最不能忍受呆瓜」的人，她們一旦覺得某人「沒勁」，就毫不客氣拒絕再邀。誰不再參加聚會，誰也就不再是此派的人。因此此書大部份人，只是「一度」屬於該派，或者說，邊緣成員。因此此派沒有甚麼正式非正式成員之分，但是有常來的核心份子，和偶爾來的「邊緣份子」。

辛亥左右，大英博物館收進大量東方文物，需要招一個年輕助理，整理中日繪畫。韋利（Arthur Waley）1913年從劍橋畢業，得到這份工作，卻不懂任何東方語言，臨時自學中文日文，不久就成為西方二十世紀翻譯中日詩歌的聖手。他的優美而流暢的譯文，影響遠超出東方文學圈子外，至今廣為流傳。

韋利每天騎自行車到大英博物館上下班，難免遇到劍橋先後同學熙熙攘攘進出某個門。他被邀請參加布魯姆斯伯里的聚會，大半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詩是個時髦題目。但是韋利卻是一個拘謹的人，與布魯姆斯伯里那些意氣飛揚的才子才女不容易談到一起，那對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請韋利。

1916年，韋利完成第一本譯詩《中國詩一百首》，用的是自由詩，而且是「梯形」詩行。譯風太新潮，沒有出版商肯接受。韋利的劍橋同學弗萊資助，幫他印了一百本。韋利給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一本，受到一頓無情的嘲笑；給龐德一本，結果龐德與這位無名小助理成為好友，還拉上另一位無名小詩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倫敦索荷區喝一次咖啡，暢聊中國詩。

現在研究該派的文化史家，往往把韋利算在裏面，可能是想顯示這批知識精英的眼界開闊。其實韋利津津有味的談題，往往是《本草綱目》中的某種茶，或是敦煌手捲某歌謠提到的農具，在沙龍裏，這些題目當然不可能成熱門。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導師白之先生，讀過韋利的講習班。鄙人也可以高攀為布魯姆斯伯里的隔代弟子。

韋利的生性，連作教師都不適合。他是東方學院的「名譽講席」，只給研究生和教師開講習班。但是這些講習班經常冷場，參加者不知道提甚麼問題，才不至於浪費大學者的時間，而大學者也不知道學生想了解甚麼。的確韋利只適合與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終生相守，他是個書齋學者。

而布魯姆斯伯里的人物，大都拒絕做書呆子。我們可以說他們是現代知識份子的典型：在各自的專業上是權威，但是高談闊論的卻是與本行不太沾邊的任何「大題目」。賽以德說真正知識份子應當是「業餘」的，這些人物，聚談終夜言不及義，夠得上這個標準。

只傳一世

布魯姆斯伯里人物對性事和友誼的非凡態度，本來似乎可以代代相傳，結果布魯姆斯伯里的做派，在後輩身上一個個搞砸。瓦妮莎的長子朱利安‧貝爾，不愧布魯姆斯伯里王子：才氣橫溢，風流倜儻，對父母輩的生活方式很感驕傲。1935年秋天應聘到武漢大學做英國文學教授。政治學家姨父倫納德支持他的選擇，說中國將是革命力量的中心。臨行前倫敦要為他餞行的朋友多得顧不過來。但是到武漢不久，朱利安就熱戀上比他大八歲的凌叔華。按父母輩傳統來看，愛情就是愛情，不敢愛有夫之婦，反而是道德懦弱。

朱利安在愛情上左右支拙，焦頭爛額，就約了他的英語班上得意門生葉君健，一起沿著紅軍第四方面軍的長征路徑走川北，試圖做他的中國革命之夢。朱利安激賞馬爾羅的《人的境遇》，真以為西方人在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三十年代中期，他的確面臨一個兩難之境：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使他覺得不能再固守老一輩的反戰立場，而布魯姆斯伯里的孤傲自由精神，使他不能忍受大眾化的愛國主義。因此，他只能到國外參加反法西斯戰爭。果然，不久後他如願以生命酬理想，死於西班牙內戰。葉君健在1944年，受命到英國任「鼓動員」（Agitator）。這個職務名稱奇怪，任務倒也清楚。朱利安的這些長輩友人，還是給了他不少幫助。

另一個得到布魯姆斯伯里幫助的是作為大公報記者來英的肖乾。諾曼底登陸前，肖乾忙中偷閒，在劍橋讀研究生，寫《英國心理派小說》論文。當時維吉尼亞剛自沉去世不久，倫納德讓肖乾來家中閱讀維吉尼亞的手稿和日記。可能肖乾是全世界第一個讀到吳爾芙信件日記的人。這些珍貴材料，與布魯姆斯伯里主要人物的信件日記，一直藏於劍橋大學檔案庫，八十年代後陸續整理出版面世，依然還有很多寶藏，例如朱利安在中國時與瓦妮莎親密的通信，等著好事者去發掘。

不過中國人與布魯姆斯伯里的姻緣，還會與布魯姆斯伯里神話一起延續下去。在查爾斯頓紀念館，看到不少中國工藝品。我們不知道是中國文化人來英酬酢的贈禮，還是朱利安從中國寄回給母親的工藝品。但是我們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朱利安在武漢大學教書，月薪五百大洋，他說一輩子從來沒有如此富裕，靠凌叔華指引，把錢都花在買中國工藝美術品寄回英國，孝順母親。朱利安在北京中造訪「東方馬梯斯」齊白石，當場買畫寄回給母親，現在已不知去向。

誰算新月派？

中國「新月社」，名字據說來自泰戈爾《新月集》，其結社活動顯然以布魯姆斯伯里為模式：團聚包括詩人作家批評家、美術家、科學家，銀行家，政治家，甚至軍人等一時之選，往往以女主人沙龍為聚會地點。也出雜誌，辦書店。

可以看到：「布魯姆斯伯里集團」與「新月社」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以文會友的鬆散集合。只是布魯姆斯伯里美術家為多，新月社以詩人作家批評家為中心（胡適、聞一多、陳源、饒孟侃、梁實秋、沈從文、凌叔華、朱湘、卞之琳、陳夢家等） ，團聚包括科學家（翁文灝、李四光、梁思成），政治家（張君邁、羅隆基），人類學家（潘光旦），經濟學家（張奚若），甚至軍人（王賡、蔣百里）等，聚會形式也是沙龍：開始是徐志摩家，後是聞一多家，最後是林徽因家。

有的文學史家考證謹慎，認為「現代評論派」與「新月派」，成員有重覆，卻不是一個派別，實際上1923年的新月社，與1925年的新月社，與1927年至1932年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書店作者群）成員也很不相同，細考何人真正屬於新月派，實際上不可能。但是，在《新月》上發表詩的，為《現代評論》寫稿的，參加林徽音或聞一多沙龍的，被陳夢家編入《新月詩選》的人，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的個人朋友。所以我仿照布魯姆斯伯里派，提出一個或許比較可行的歷史清理辦法：徐志摩與誰交往，誰就是新月派。例如當時的北大學生卞之琳，從來未能參加新月派的聚會，只是因為徐志摩偶然看到他的幾首詩，青睞有加，飛到上海時親手交給新月出版社。哪怕回京途中徐不幸墜亡，哪怕卞之琳與徐志摩只見過一面，陳夢家編《新月詩選》就必須有這位青年加盟。

本世紀初中國文化人留學英國，都是學生，與當時英國文化精英的接觸很有限。徐志摩卻是一個例外：這位二十多歲的學子，在無論哪國的名流面前，從無自卑感。我在英國翻閱舊籍，不可免經常遇到徐志摩的影子。據說韋利請教過徐志摩某首中國詩的翻譯，徐志摩也與弗萊討論過青銅藝術，弗萊送給徐志摩一幅自己的畫。徐志摩在1931年那次致命的南行前，把日記文件等托交凌叔華保管，同時把弗萊這幅畫轉送給凌叔華。1946年凌叔華到英國，見到瓦妮莎，給她看這幅畫，瓦妮莎一看已故舊友之作，輾轉反復又回舊土，觸景生情，不能自已。後來荷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凌叔華的英文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

弗萊是布魯姆斯伯里諸人中，對中國文物最感興趣的人。他是畫家，但更是美學家。弗萊是瓦妮莎的一度情人終身師友，在布魯姆斯伯里的形成上也是個關鍵人物：羅素、狄更斯等劍橋「前輩」，就是經由弗萊進入布魯姆斯伯里的圈子。弗萊努力推崇的，除了法國後印象主義，就是中國的青銅藝術了。他參與大英博物館東方部比尼翁主持的中國藝術研究項目，他的論文，是西方討論中國青銅藝術最早的文字。 1934年弗萊去世前，在母校劍橋講授美術史，中國青銅器是他熱中的題目，備課時間遠遠超出教課需要。他說「真希望能把整個學期全部用來講中國藝術，我心中對周代青銅器有宗教般的敬畏：鑄匠與他的妻子，在關鍵時刻，會不惜雙雙跳進熔爐，取得完美的陰陽配合」。這恐怕是徐志摩講出來能打動洋人心弦的好故事

唯一者徐志摩

我沒能判別清楚的是：徐志摩與布魯姆斯伯里人物的相知程度，是否已經能算圈中人。這個題目，似乎不值得深究，但是在英國文化史上，算不算一個「布魯姆斯伯里派」，出入大矣。

徐志摩認為美國文化人太淺薄，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轉到英國。他希望到劍橋師從羅素學哲學。不巧羅素剛與劍橋校方鬧翻，徐志摩就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讀。另一說是他與金岳霖，張奚若在紐約聽到拉斯基演講，大為傾倒，三人聯袂來英，學習英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當時英國自由主義者大量轉入工黨，費邊社會主義正時興當令，而布魯姆斯伯里的政治立場，一直接近費邊社會主義。維吉尼亞‧吳爾芙1928年日記中發牢騷說，丈夫倫納德身邊老有一些中國學生（可惜她沒有記下名字），求教合作社運動之類的問題。這批倫敦經濟學院信奉「社會主義」的中國學生，到中國卻成為思想頗為簡單的西化派。英國的左翼激進立場，到中國就很有可能成為保守主義，這是國際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難以逃脫的怪圈。

在倫敦如魚得水的徐志摩，1921年終於因失戀加離婚而頹唐。他又想重溫劍橋求學夢。當時狄更斯已從劍橋國王學院院長退休，但是說話尚管用，就讓徐志摩到劍橋做旁聽生。狄更斯是個有名的「愛中國者」，一戰後，曾應國聯之委託考察印度、日本、中國的政治前途，他的報告對中國的前程包最大希望。他在家中常穿一身辛亥後容易買到的品戴花翎滿清官服。對中國學生，幾乎有求必應。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考證發現，徐志摩有題詩贈狄更斯。

三十年代，布魯姆斯伯里的集會地點移到瓦妮莎在鄉下的居處「查爾斯頓農莊」。 1937年朱利安戰死於西班牙，對瓦妮莎打擊太大，布魯姆斯伯里集團的集會漸漸終止。吳爾芙1941年自殺，應當說是這個社團的最後終結；徐志摩死於飛機失事，也就是新月派的實際終結。

的確這兩個「派別」有太多的相似點，因此除了文學史的接觸研究，還應當做平行研究：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中，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勢包圍下，怎麼會出現組成方式，審美立場都非常相似的團體？難道「美學現代性」是每個民族現代化進程中必然要走過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