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布思的倫敦貧困地圖

誰是布思？他為何繪製這份地圖？

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間，很大一部份倫敦市民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中。維多利亞時期的城市普遍過於擁擠，骯髒且陰冷。查爾斯·布思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認為社會改革者誇大了倫敦的貧困水平，他們據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為貧困家戶。在1886年，他決定去探明真相。作為研究的一部份，布思曾與工人階級家庭一起生活了幾個星期。結果發現貧困狀況比普遍認為的更為嚴重：多達三分之一的倫敦居民生活在貧困之中。

他將諸多方面納入考察範圍，包括工作狀況、教育程度、工資水準、濟貧院（workhouse）、宗教和執法力度。他記述了他所遇到的許多快樂兒童。他寫道，這是因為他們免除了富家兒童所遭受的來自成群家僕、保姆和家庭教師的管制陰影。然而，他也意識到，對於貧困家庭而言，疾病、飢餓，甚至死亡隨時威脅著他們，擔驚受怕也是常態。

布思的研究以《倫敦居民的生活與勞動》（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為標題，分十七卷出版。這幅地圖被收錄其中。地圖用不同顏色代表倫敦各個區域不同的貧困水平，比如：深藍色代表「非常貧窮。偶發或長期貧困」，而黑色則代表「最低階層。危險，近乎違法」。

貧民有何選擇？

幾百年來，英國幾乎沒有針對貧困和疾病的保障體系。居民當然也沒有相關權利。工業革命時代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口也帶來了大規模的貧困。隨著整個社會要求改革的道德和政治壓力逐漸增加，政府在提供保障體系方面的作用也逐漸增強。

濟貧院在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出現，起初被認為是有益的。然而，有些教區和僱主把它們當做廉價勞動力的來源。《穀物法》（The Corn Laws）通過維持穀物的高價格來保障土地所有者，同時對進口穀物徵稅，結果加劇了貧困惡況。

事態進一步惡化，直到1830年發生了斯溫暴動（Swing riots）——因其神秘的掛名起義領袖斯溫上尉（Captain Swing）而得名。正如城鎮裏的路德份子（Luddite）一樣，農業工人也發現機械化和土地掠奪使他們的生計更為艱難。暴動從肯特郡向周邊蔓延，成為自英國農民大起義（Peasants’ Revolt）以來規模最大的民眾起義。

與此同時，用於貧困救濟的費用自十八世紀五十年代起增長了十多倍。 通過於1834年的《濟貧法修正案》（The New Poor Law）設立的濟貧法委員會（Poor Law Commission），以散佈在各教區的聯合會來運行該救濟體系。但這未能解決貧困問題，僅僅制約了真正貧民的遷移。雖然一些救濟款項仍有發放，但救濟的重點卻轉移到了濟貧院。

濟貧院是甚麼樣子的？

為防止遊手好閒者，這套管理體系非常嚴厲、不近人情。體格健全的被救濟者都被派去砸骨頭制肥料、鑿石頭或者選撿麻絮。男女被分離，家庭被拆散。食物定量供給，導致男人和孩子只得去吮食他們砸碎的骨頭裏的骨髓來充飢。

此類虐待使得政府加強了管控。濟貧法委員會於1847年被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為取代。雖然條件得以改善，濟貧院仍是一個時刻存在的威脅，直到1930年才開始被廢除，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濟貧院還殘存了許多年。

布思的研究取得了甚麼成效？

布思的研究有助於養老金的建立。養老金的理念自從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1年發表《人權論》（Rights of Man）後就一直在傳播。

經過多年的宣傳運作，自由黨財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終於巧妙地安排預算，從中挪出資金，得以每週向老年人免費發放養老金。在1908年他以首相的身份使得議會正式通過此議案。

第一批養老金在1909年1月1日發放（蘇格蘭於1月2日）。在全國勞工爭取養老金委員會（NCOL）於1月3日舉行的感恩崇拜會上，秘書長弗雷德里克·羅傑斯（Frederick Rogers）向布思的出色工作表示了感謝，他還說：「為年長者發放養老金，不是作為一項慈善，而是作為一種權利。」人們一直不遺餘力地確保養老金不帶有貧困救濟的污名。超過五成的老年人在第一週領取了養老金，這一個數字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