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鮑伊
通過從科幻小說、日本戲劇和好萊塢文化中汲取養分,大衛·鮑伊(David Bowie)展示了一系列挑戰性別和社會傳統的身份形象。在本文中,加文·馬丁(Gavin Martin)探討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鮑伊的風格對音樂家們的影響和啟發。
大衛·鮑伊是一位敢於超越常規思維的流行巨星。他那些創作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富有挑釁性又引人深思的作品,預示著性別和性取向將成為流動而非固定的概念。
1965年秋,想要成為摩登派(及現代主義)流行歌手的大衛·瓊斯(David Jones)正在尋求突破,他決定把自己的姓氏改成鮑伊以表明走出庸常的決心。鮑伊塑造的這個新身份使他搖身一變,成為七十年代「華麗搖滾」之父、跨性別的異類和不斷尋覓重生的文化薩滿。隨著時間推移,鮑伊的身份愈發怪異,這也為其日後猶如機器人般冷情的「瘦白公爵」音樂形象埋下舖墊——他向「情人的眼睛射飛鏢」,使用可卡因進行自我麻醉。
通過借鑒歌舞伎劇場、啞劇、科幻文學、神秘學素材和好萊塢意象等多元文化,鮑伊讓新一代血脈僨張。他是(經典歌曲《太空怪談》中的)湯姆少校(Major Tom),在以太中漂浮走向未來,邁向新領地並突破自我意義上的界限。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小理查德·潘尼曼(Little Richard Penniman,他對鮑伊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為代表的搖滾樂偶像如流星般橫空出世,激發了少年時期大衛·鮑伊的想像。小理查德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深南部(Deep South)帳篷劇院變裝秀的地下文化產物,他的作品象徵著新音樂邁入充滿變革的天地。粉絲和表演者在這其中都能加以改造、換上新貌——既能變成與自身截然相反的形象,也能化身成自己想像中的奇幻人物。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鮑伊蓄勢待發,準備好要在新的社會氛圍下突破蛻變。正如披頭士樂隊為剛過去十年(1960s)的音樂定調,七十年代則注定是鮑伊的舞台。
披頭士樂隊曾經歷甚至引導了一場社會覺醒,這其中包括推動投票年齡、女性權益和性解放在內的法律自由化。而鮑伊的音樂生涯則是在新秩序之下,探討可以創造出怎樣的世界和身份,並在這個過程中引發深層的文化變革。
1965年,鮑伊借鑒安東尼·紐利(Anthony Newley)超現實主義舞台演出而創作的《大笑的侏儒》(The Laughing Gnome)並未造成轟動。但四年後,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里程碑式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和同期的阿波羅11號的探月之旅則完美地呼應著他的《太空怪談》(Space Oddity)。通過創造出湯姆少校這個向未知領域出發的獨旅者形象,鮑伊贏得了自己首個英國十大熱門歌曲的成績,也吹響了召喚同路人踏上征途的世紀末號角。
鮑伊穿著一條裙子(他解釋說這是「男人的裙子」)出現在了1971年《出賣世界的人》(The Man Sold The World)的專輯封面上,次年他又模仿了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以雌雄同體的形象亮相《保證滿意》(Hunky Dory)專輯封面,鮑伊的性別革命由此初露端倪。1972年7月6日,鮑伊新的另我(Alter ego)——基吉·星團(Ziggy Stardust)出現,他是來自外星球的「被排斥的彌賽亞」,身著緊身衣、蛇皮靴,還甩著一頭胡蘿蔔色的發式。鮑伊以該形象出現在BBC周播電視節目《流行音樂之巔》中(Top Of The Pops)並演唱了歌曲《星人》(Starman)。
有超過一千萬的節目忠實觀眾們目睹了這場前所未有、驚天動地的演出。鮑伊依傍著身旁的吉他手米克·羅森(Mick Ronson),靠近唱和聲時兩人之間的距離近到幾乎要接吻的地步。當鮑伊看向攝像鏡頭,唱道「我選擇了你……呼……呼……」並用手指向成千上萬此刻正坐在客廳看電視的青少年時,表演者和觀眾交融在一起。當鮑伊以基吉的形象再次登上舞台表演時,他和羅森的互動變得更加激烈。樂壇新聞用整版的篇幅刊載了這張照片——在羅森彈著短促、彷若高潮的吉他獨奏時,鮑伊跪在吉他手前面,抓住了他的臀部。
同年鮑伊在《旋律製造機》(Melody Maker)雜誌的一場訪談中「出櫃」:「我是同性戀,一直都是,甚至在我還叫大衛·瓊斯的時候就是了。」
在鮑伊的歌曲所引發的現象級的場面和他所擁護的世界觀裏,他的作品邀請著觀眾,甚至依賴著觀眾的參與。例如音樂作品《約翰,我不過是在跳舞》(John, I’m Only Dancing)——從一個雙性戀自述者的視角出發,唱的是他和同性戀人拌嘴的故事。它打破了流行音樂的規則手冊,欣喜地描繪著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隨後的幾年裏,鮑伊的言論都離不開性取向這個話題。1976年,他告訴《花花公子》雜誌,他是雙性戀。1983年起他又說他其實真的是異性戀。1993年時,他解釋道,儘管作為一名同性戀「並不是一件我覺得很舒服的事……但為了音樂形象我必須這麼試試看」。
這一點表明了,解放、發現和改變在鮑伊的世界都是被鼓勵的,都是可能發生的,甚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基吉(Ziggy)這一形象沒多久就被其它新的另我形象們所取代,它們各自承載著嶄新的音樂口號——阿拉丁神燈(Aladdin Sane)、瘦白公爵(Thin White Duke)、塑膠靈魂(Plastic Soul),還有在德國前衛搖滾啟發下的電子流行先鋒作品「柏林三部曲」,鮑伊大大激發了流行樂的變革力量。這一力量在1975年變得更具有包容性和吸引力,當鮑伊為艾瑞莎·弗蘭克林(Aretha Franklin)頒發格萊美獎的時候,他靦腆卻明確地稱呼觀眾為“ladies, gentlemen and …others”(女士們,先生們,還有……其它人們)。」這一看似隨意卻具有前瞻性的態度是發自內心的。同樣,他的作品也極大地鼓舞並影響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音樂。「雌雄同體」的女性歌星如安妮·倫諾克斯(Annie Lennox)、格蕾絲·瓊斯(Grace Jones)、蘇克西·西奧(Siouxsie Sioux),還有公開同性戀身份和「性別改造」的男歌星們,如馬克·艾爾蒙(Marc Almond)、喬治男孩(Boy George)、「弗蘭基到好萊塢」樂隊的荷里·約翰森(Holly Johnson),可以說他們都是鮑伊的孩子們。
在柏林,一位名叫羅米·哈格(Romy Haag)的跨性別卡巴萊歌舞表演藝術家成為了鮑伊的繆斯和短暫的情人。鮑伊的製作人托尼·維斯康提(Tony Visconti)描述她那「太空時代迪斯科」的歌舞表演激發了鮑伊扮演異裝角色的靈感——鮑伊後以親切又風趣的形象出現在1979年的音樂錄像帶《男孩不停搖擺》(Boys Keep Swinging)中。
隨後幾年裏,鮑伊作為一名薩滿般的煽動家和如文化發電機般的能量起起伏伏。但他在流行明星身上所留下的印記歷經幾代不衰,諸如凱特·布什(Kate Bush)、麥當娜(Madonna)、嘎嘎小姐(Lady Gaga)還有博諾(Bono)等各類藝人所扮演過的那些變幻莫測的形象中,都能清晰地找到鮑伊的影子。在2006年的一則礦泉水廣告中,鮑伊過去塑造的各種角色紛紛歸來並一起戲弄他。在2013年的短片《今夜星光燦爛》(Stars Are Out Tonight)中,他扮演了一個住在城郊的直男,這名角色被鮑伊的另一個雌雄同體、外星人形象的「自我」糾纏不休。
之後,鮑伊把過去的事業暫放一旁,舉辦了一場包羅萬象的名為「大衛·鮑伊是……」的巡迴展覽。在被確診為癌症晚期後,面對死亡終極威脅的鮑伊用2016年的專輯《黑色的星星》(Black Star)做出了音樂史上最無畏的告別。主打歌的視頻中,他以牧師的形象出現,手裏揮舞著一本印著黑色星星的聖經;在歌曲《拉撒路》(Lazarus)的音樂錄像帶中,他又變成了一個在死亡逼近之際受盡塵世折磨而精神失常的鈕扣人(Button Man)。鮑伊最後的這張專輯也深刻地突出了他通過流行表演中的身份轉換儀式探尋人生的意義。
鮑伊年少時曾看過安東尼·紐利(Anothony Newley)劃時代的電視連續劇《格尼·斯萊德》(Gurney Slade),他用從中學來的小把戲打破了第四面牆——他把拇指放在鼻子上然後擺動手指來向觀眾道別。縱然在死亡面前,鮑伊仍不忘堅持流行音樂背後對趣味性的不懈追求。這種心照不宣又意味深長的鮑伊式幽默,彷彿帶我們重新回到了1972年那場「流行音樂之巔」的《星人》演出。它傳達了一種慷慨且富有創造力的精神——我們應該在流行音樂的世代更迭之中,一直葆有這樣的精神。
撰稿人: 加文·馬丁(Gavin Matin)
加文·馬丁自1978年起便是一名職業樂評人。作為《新音樂快遞》(National Music Express)、《毛邊》(Uncut)、《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時代》(The Times)等刊物的特約作者,他曾採訪過馬文·蓋伊(Marvin Gaye)、妮娜·西蒙(Nina Simone)、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等音樂傳奇人物。哈尼夫·庫雷希(Hanif Kureishi)的《費伯流行音樂指南》(The Faber Book of Pop)收錄了他給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son)所寫的小傳,而他所寫的關於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和凡·莫里森(Van Morrison)的文章則收錄在了美國文集《讓搖滾停在此刻》(Rock N Roll Is Here To Stay)。馬丁目前是《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的樂評人,並在口頭表演和主持現場轉播節目「談談音樂革命」(Talking Musical Revolutions)中進一步探索他對音樂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