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閱讀與珍·奧斯汀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有關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和性質的爭論如火如荼。在本文中，凱西·薩瑟蘭（Kathryn Sutherland）教授分析這些爭論，並介紹珍·奧斯汀（Jane Austen）及其筆下女性角色的教育和閱讀習慣。
珍·奧斯汀和姐姐卡珊多拉都求過學。1783年，兩人在牛津和南安普頓短暫求學；1785-6年間，也就是珍十歲的時候，兩人又求學於雷丁的修道院之家（Abbey House）——為教士和末流鄉紳的女兒所開辦的寄宿學校。但她們的教育主要來自親自上門的家庭教師。為補貼神職收入，父親喬治·奧斯汀神父收容男學生在家寄宿學習。所以，奧斯汀姐妹也許得益於父親的藏書和教誨，但不知她們是否也和寄宿生一起聽課。
修道院之家的課程有書寫、拼寫、法文、歷史、幾何、針線、繪畫、音樂和舞蹈。她的兩個哥哥後來在牛津大學取得學位，另一位兄長完成四年的歐洲遊學教育。珍·奧斯汀和姐姐，像當時所有的女性——包括和她們一樣來自鄉紳和中上層階級的女性，都得不到正規的教育，無法被大學錄取，無法從事任何職業，也不能獨自出遊。
爭取女性教育的權利
在珍·奧斯汀的時代，女性求學的機會受到限制，這一個情況是關注女性教育問題的學者為積極探討的主題。凱薩琳·麥考利（Catharine Macaulay）、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安娜·利蒂希婭·巴鮑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赫斯特·沙蓬（Hester Chapone）和漢娜·莫爾（Hannah More）等作家，雖然在其他政治觀點上存在分歧，但對於女性教育受到限制的情況卻表達了一致的譴責立場。麥考利在《論教育書信》（Letters on Education，1790）中，以激進的言辭建議父母，「你們的女兒不應該僅僅接受那種華而不實的教育」。她的「華而不實」是指繪畫、音樂、零碎的法語和意大利文——不多不少，足以勾引如意郎君，卻不至於把他嚇跑，還可以打發閒暇時光。但同樣，更保守的沙蓬也主張一種嚴謹和規範的課程：「我建議增設歷史為主課。據我所知，沒有那門學科像歷史那樣，同時給人愉悅和促進，也能有力促進判斷力的形成和強化。」[1]
珍‧奧斯汀的教育
珍·奧斯汀手抄的幾張樂譜，包含十八、十九世紀作曲家的作品選段，可見她是個水準不俗的業餘鋼琴家。她筆下所有女主角都有音樂細胞，但有幾位的演奏技巧更出眾。我們還能從幾本現存古書中了解她閱讀過的一些書目，因為書頁空白處有她手寫的評註：如哥爾德斯密斯所著常用課本《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四卷本，1771），以及另一本十八世紀晚期課堂常用的文集《雅文選輯：為古典及其他學者甄選的散文佳作》（Elegant Extracts：Or Useful and Entertaining Passages in Prose Select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cholars at Classical & other Schools，London，無年份）。這兩份帶有奧斯汀手跡的古本被家族傳承至今，鐫有「Jane Anna Elizth Austen 1801」、「the gift of her Aunt Jane」（來自伯母珍的禮物）的字樣。
奧斯汀小說中體現的閱讀觀
奧斯汀的每一部小說都參與到這場女性教育的爭論當中，揭露虛華才藝和真知灼見的智力和道德差距。這種外在和內在的區別，往往是女主角和其他女性配角的關鍵差異所在。在奧斯汀看來，閱讀是獲取這種真知的途徑之一。同時，所有女主角都切身感受到自身教育的欠缺。面對凱薩琳·德波爾夫人刻薄的發問，伊莉莎白·貝內特承認有一些才藝：她不會畫畫，鋼琴也只是「粗通」；不過，她並不覺得自己的教育被「荒廢」，還反問夫人一句「我們就常常被鼓勵去讀書」（《傲慢與偏見》，第二十九章）[2]。相較之下，愛瑪·伍德豪斯受到家庭教師寵溺，幾乎沒有正經地學到東西。早在第五章，奈特利先生就指出，未能有計劃地認真閱讀是她個人發展的一大缺陷，稱「她永遠也不會投入刻苦和耐心，只會讓理智屈服於幻想。」[3] 二十七歲的安妮·艾略特是她筆下最年長的女主角，也是最自律、最有眼力的讀者。她建議本威克艦長不要只讀詩歌，也需讀一些「當時能想起的英國最好的倫理學家的一些著作……有助於振作和鼓勵人們的精神」，以緩解他敏感抑鬱的痛苦。（《勸導》，第十一章）[4]。看得出來，這是奧斯汀的經驗之談。
脚注
撰稿人: 凱西·薩瑟蘭（Kathryn Sutherland）
凱西·薩瑟蘭是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英文系的研究員。她的研究重點主要包括浪漫主義時期、蘇格蘭啟蒙時期、文本理論、還有珍·奧斯汀的文學創作。她目前正在負責AHRC的研究項目：《珍·奧斯汀的小說手稿：電子版以及印刷版》（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