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膛手傑克

端詳著殺人犯威廉·帕爾默（William Palmer）的面相，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看到的，「只有純粹的殘忍、貪婪、心機……和卑賤的邪惡」。他說，他樂於看到殺人犯長著一張殺人犯的臉。

看起來和常人無異的殺人犯

那是就現實生活而言；可在狄更斯自己的小說中，他一直熱衷於外表無異於常人的殺人犯。在《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裏，布蘭得利·赫德斯通（Bradley Headstone）是一位可敬的老師，但卻在謀劃著一場兇殺。在《德魯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裏，約翰·卡斯帕（John Jasper）是一名模範市民和唱詩班指揮，但（很可能）也是一個殺人犯（我們無法肯定，因為這部小說並沒有寫完）。

1886年1月，蘇格蘭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創造了一個雙面人，堪稱此類角色中影響極為深遠的範例。這部中篇小說是關於一個喝下藥水就變成邪惡殺人魔的博士，出版後頭六個月便賣出四萬本，之後還有成千上萬人觀看由該故事改編的戲劇。

1888年8月，最著名的改編劇本上演，由理查· 曼斯費爾德（Richard Mansfield）扮演雙面人。他在觀眾如癡如醉的注視下，通過改變姿態和步態（可能還改變燈光）來變身。三週後，一名妓女在白教堂遇害，這是開膛手傑克連環殺人的開端。很多人把史蒂文森筆下外表可敬的傑基爾博士（和其兇殘的另一面海德先生）與這個東區兇犯聯繫在一起。報刊媒體乾脆把兇手稱為海德先生。

一名群眾甚至給警方寫了封信，指認曼斯費爾德是兇手：「演過壞蛋就是壞蛋，有這種想法的人，我大概是最後一個。可當我看到曼斯費爾德的表演，看到他的傑基爾和海德，我馬上感覺到他就是你們要抓的人……一眨眼功夫就變成另一個人，這樣的本事，活人裏再找不出第二個來……」

謎之兇手

蘇格蘭場是否跟蹤了這條異想天開的線索，我們不得而知。但此後公眾的想像中，總少不了被算到這個無名殺手頭上兇案。這個被貼上「開膛手傑克」名號的無名氏所榮獲文字描述之多，可能是自該隱殺害亞伯以來首屈一指了。這宗連環謀殺案所引起的巨大恐懼感——和巨大吸引力——是因為它是一樁徹頭徹尾的謎案。開始和結束的日期有待探討；被害人的數量甚至名字也存在爭議；無人被捕，沒有審判和判決給這宗案件蓋棺定論，只有一封信裏提到一個模糊的人物和一個諢名，而寫信的人基本可以肯定是個騙子；至少五名女性，也許更多，在倫敦東區被殺害和分屍，這究竟是如公眾猜測般出自一人之手還是多人所為，無法確定。不管是當時還是以後，有很多人把史蒂文森的故事當作線索，認為兇手是個外表「可敬」（知書達理、中上階級）之輩。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隨著真實犯罪事件的展開，傑基爾和海德的戲劇因其品位堪憂而被停演，但這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形象依舊在公眾腦海中氤氳不去。一份東區報紙在報導兇殺案時寫道：「公眾轉而聯想到……某種神秘力量，某種黑暗中世紀的傳說」，一年後，一位兼職作家開始專注這個構想：伯蘭·史杜克（Bram Stoker）寫下了第一批後來孕育出小說《德古拉》（Dracula）的筆記。兩者之間有很多共同地方：白教堂的女性受害者有五名，德古拉襲擊並肢解了五個「新娘」；博士攜黑色提包，而在白教堂案中有一個男子只因攜帶黑色手提包即被捕；在斯托克的筆記裏，范海辛和他的夥伴組成了「義警隊」（Vigilance Committee），而在白教堂區域則有麥爾安德義警隊（Mile End Vigilance Committee）巡街。東區有成千上萬猶太移民居住，很多報導含有濃重的反猶色彩。《東倫敦觀察報》（East London Observer）聲稱，這些罪行實在令人髮指，「只有猶太人幹得出來」。這種歧視和對陌生人的恐懼，尤其是對東歐異鄉客的恐懼，被斯托克融入了其藝術創作當中。

斯托克不缺同道中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也援用雙重人格的概念，還將其演繹得更恐怖——表裏不一的不是外人，而是親密的人，是《道連·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那個赤子之心的美男子道林·格雷。這部小說的發表只比斯托克的處子作晚三個月。刻畫格雷時，王爾德借鑒了白教堂案件的懸疑：無人表裏如一，任何一個體面人都可能隱藏著邪惡的秘密。格雷的身世中埋得進一個如同開膛手般的私人世界：有一段「神秘而漫長的空白」，他「在碼頭附近一家聲名不善的客店裏，佔有一間污穢的客房」——那裏位於倫敦東區，離白教堂兇殺案現場不遠；在那裏，他「用假名，帶著偽裝」 生活，與此同時，坊間流傳著「趁著暮色從慘暗的屋裏鬼鬼祟祟地探出頭來，又帶著偽裝潛藏到倫敦最骯髒的巢穴裏的故事」。（第11、12章）最終，格雷犯下不可名狀的罪行，在文學世界裏，成為和真實街頭的開膛手別無二致的人物。

史蒂文森預言了開膛手的殺戮；王爾德和斯托克創作時，史蒂文森的作品和真實兇案已是既成事實。但他們所探究的概念——他性（otherness）[1]、異化、暴力和絕望，為現代主義的誕生開闢道路，也成為現代主義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