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奧斯汀：社會現實主義和小說

在珍·奧斯汀生活的時代，小說成為中產階級的主要娛樂之一。新書的價格讓人卻步，但有各種共用和借閱的途徑，例如流動圖書館、會員制圖書館和讀書俱樂部。雖然讀者眾多，小說的地位並不高。印刷媒體大量炮製小說，各種冒險故事和神秘故事層出不窮，設定荒唐、情節生硬，靠承轉突兀的誇張劇情吸引眼球。書名往往就很唬人，例如安娜·瑪麗亞·本內特（Anna Maria Bennett）的《安娜：韋爾奇女繼承人的回憶及某富豪軼聞》（Anna: or Memoirs of a Welch Heiress: interspersed with Anecdotes of a Nabob，1785），某個當時的評論家寫道：「情節在某些地方過於天馬行空，語言總的來說就是荒腔走板。」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哥特」小說在當時風靡一時，佔有高端市場，也讓《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凱薩琳·莫蘭和伊莎貝拉·桑普，以及《愛瑪》（Emma）中的哈莉葉·史密斯手不釋卷。在《奧多芙的神祕》（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中，拉德克利夫筆下的女主角、敏感多情的艾米莉·聖奧伯特（Emily St Aubert）被邪惡的叔叔囚禁在一座意大利城堡中，經歷種種恐怖，最終逃脫。

反對浮誇的文風

珍·奧斯汀對這部大眾流行小說愛不釋手，但在自己的創作中採取批判的立場，還寫了一篇戲仿之作《總結多種刊物後得出的小說創作方案》（Plan of a Novel, according to hints from various quarters）來諷刺這類浮誇的文風，寫於1815至1816年，大約是《愛瑪》發表的時候。此作（小說創作謬誤大全）針砭了當時的若干暢銷書。其中，瑪麗·布倫頓（Mary Brunton）的《自控》（Self-Control，1810）最有意思，奧斯汀在一些書信中提到過這部小說，表示要以此為自己創作的反面教材（她於1814年11月24日寫給安娜·勒弗羅伊的信是其中一例）。《自控》的女主人公蘿拉·夢忒薇（Laura Montreville）（又是浪漫的非英語發音姓名，和奧斯汀筆下人物差天共地），為了躲避淫賊哈格雷夫上校的摧花辣手而經歷種種苦難：從蘇格蘭逃到倫敦、被綁架、克服一路險阻橫跨大洋前往加拿大，最終坐在一群美洲印第安人的獨木舟上逃出生天。

珍·奧斯汀專門評述過她的小說和這類浮誇浪漫式文學的比較：

我無法正襟危坐、寫下這種帶有濃重浪漫風氣的文學，除非不寫就會喪命。如果我非寫不可，又不得不一本正經、一絲也不能對自己、對別人的此類作品撲哧一笑，那我敢肯定，不等第一章寫完，我就會懸樑自盡。不，我必須堅持自己的風格，堅持自己的創作；堅持興許換不來二度的成功，可若不堅持，我一定會徹底失敗……
（1816年4月1日，致詹姆斯·斯塔尼爾·克拉克，一位熱衷於浪漫的文學迷）。

平凡生活的描寫

作為對比，她的讀者從一開始就看出，珍·奧斯汀在為小說開闢新的天地，要以小說做寫實的嘗試，讓讀者覺得書中人物仿佛一見如故。對女主角的描寫都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故事發生在奧斯汀熟悉的英格蘭南部地區。如斯科特所言，她的小說情節質樸，女主角的經歷非常貼近讀者生活：舞會前的準備、海邊遊玩、野餐等等。奧斯汀用小說來描繪她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社會現實（十九世紀早期英格蘭南部的鄉紳和技術階級），從而能夠給小說注入貼近真實的道德觀，鋪陳在平凡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人際關係。她的主題有父母對子女的行為、墜入愛河的危險和愉悅、交友、鄰里相處，以及最重要的——區分善心和惡意。

十九世紀早期，女性的發展機會受限，即使是鄉紳和中上階級也不能倖免。珍·奧斯汀把對這一個狀況的認識融入到她的社會現實主義當中。她明白，婚姻是當時女性保障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最好出路。故事裏的很多關鍵情節發生在室內、在客廳中女性紮堆的地方。推動情節展開的，往往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她筆下的一些對話，堪稱文學中自然和真實的典範。在她筆下那個封閉的小社交圈，流言蜚語是傳遞資訊的重要管道，每個人都是愛傳流言蜚語的人。

當時的迴響

「場景刻畫入木三分，渾然天成，每一件小事、每一段對話，都好像親身經歷、見聞或了解過似的。」這位讀者的評價，被奧斯汀抄入《曼斯菲爾德莊園書評》中。當時的小說家華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在1816年如此評價《愛瑪》：「著墨於尋常瑣事，致力於平凡人物」、「愛瑪的故事比（珍·奧斯汀）之前幾部小說的主人角還要平淡」。這看起來也許不像是在誇獎，但斯科特確實想致以最高的讚美。十年後的1826年3月，他在日記中寫道：「又把奧斯汀女士的妙筆佳作《傲慢與偏見》溫習了一遍，這起碼是第三遍了。那位年輕女士是如此擅長描寫平凡生活的情感、人物和頭緒，這等美妙的才能，我前所未見。」

現實主義、浪漫和喜劇的融合

奧斯汀是現實主義作家，這並不代表她還原了社會的最實際的面貌，其小說同樣也是浪漫的喜劇。在每一部作品裏，愛情和好運總能得勝，璧人終成眷屬，前景美好無缺，結尾皆大歡喜。然而書中很多既成的婚姻並不美滿，甚至荒唐（不難聯想到《傲慢與偏見》中的班奈特夫婦和《愛瑪》中的埃爾頓夫婦）。現實主義是抵制逃避主義和浮誇的文學手段，可以營造貼近生活的幻象，但並非赤裸裸地影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