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愛》和叛逆的孩子

「我很慶幸你跟我非親非故，我直到死也不會再喊你一聲舅母。我長大後也不會來看你，如果有人問我有多喜歡你，你是怎樣對我的，我會說一想到你我就想吐，你對待我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第四章）[1]

1847年，《简·爱》問世，給世界帶來一股清流——一個激動、憤怒和叛逆的孩子。十九世紀前半葉，兒童道德教誨書裏有很多情緒激動的孩子，但都是反面例子，代表錯誤和罪行。這種小孩必須改過自新，否則要大難臨頭。但《簡·愛》則不然，夏綠蒂·勃朗特顯然希望讀者站在這個叛逆的孩子一邊，對抗成人的暴政。

激情與叛逆

與查爾斯·狄更斯數年前出版的《孤雛淚》（Oliver Twist，1838）不同的是《簡·愛》屬於首批探討兒童心理和感受的小說，是女主角成年後的第一人稱回憶，充滿一手經歷所特有的濃郁感。從第一頁開始，我們就看到，舅母把簡看作眼中釘，認為她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是個異類，並想讓她「更合群，更守孩子應守的規矩」。舅母的觀念顯然受到一些兒童教誨書的影響，例如繪本《艾倫之淘氣姑娘悔過記》（Ellen, or the Naughty Girl Reclaimed，1811），隨書還附送一頂紙裁的帽子。書中描繪一個扔掉課本的淘氣女孩，最後學會做一個自控、安靜和聽話的乖女兒，「一心要討親愛的媽媽歡心」。另一個例子是《訓導之花》（Flowers of Instruction，1820）的小主角。這個滿腹怒氣的孩子嫉妒弟弟妹妹，總與他們為難，但在媽媽的教導下學會控制「狂暴的怒氣」。書裏告誡孩子，不會自控將淪落到犯罪乃至更可怕的境地，一些醫書認為，這樣的孩子成年後會徹底癲狂。

不同於這些說教文學中的淘氣鬼，簡是叛逆的孩子，堅信自己有叛逆的權利。她懷著一顆“叛逆的心」，把自己的心境比作「不屈的奴隸」（第二章）。簡與文中後來登場的羅切斯特的「瘋妻」有著微妙的聯繫——「瘋妻」是一個混血兒，來自實行奴隸制的西印度群島——語言上的微妙的呼應呼之欲出。以她的憤怒、她的激情，簡遠遠背離維多利亞兒童「乖乖待著不能多嘴」的傳統模範。相反，她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具有同情心的兒童觀。這種觀念強調成人應關注孩子的感受和痛苦。未成年的孩子不只是一張白紙，也會受情緒的折磨，甚至比大人更敏感。在《家庭教育》（Household Education，1849）中，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指出，恐懼帶給孩子的痛苦未得到充分的體認，父母全然不知「幼小心靈的痛苦，稚嫩神經的抽搐，白天靈魂的壓抑，夜晚睡夢的恐怖」。她談到自己對魔法提燈和燈下陰影的恐懼，與被鎖在紅色房間裏的簡對搖曳變幻的光澤的恐懼如出一轍（《家庭教育》第十章，影響力的控制——恐懼）。

羅伍德和科恩橋女子教會學校

簡被舅母打發到寄宿學校，她指望生活會變好，但她想錯了。羅伍德學院於科恩橋女子教會學校（勃朗特曾就讀的寄宿學院）有一定程度的借鑒。在1824-25年間，夏綠蒂·勃朗特、她的姐姐瑪麗亞和伊麗莎白，以及妹妹艾米莉一起在該校就讀。在此期間，瑪麗亞和伊麗莎白還染上肺癆，後來死去；學校一度爆發斑疹傷寒，這些經歷顯然給她在科恩橋的回憶蒙上一層灰寒。但勃朗特神父把女兒送去的時候，確實有充分理由相信這是一所好學校，和其他類似的機構也沒甚麼不同。勃朗特筆下的羅伍德寄宿學校灰冷陰澀，但和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貝》（Nicholas Nickleby，1839）中描繪的約克郡多斯男童學堂（Dotheboys Hall）的恐怖光景還是很不一樣。布羅克赫斯特先生，作為學校說一不二的人物，部分原型是福音派教士、科恩橋校長卡勒斯·威爾遜神父（Reverend Carus Wilson）。布羅克赫斯特送給簡一本《兒童指南》，其中包括「馬沙·格——沉迷說謊欺騙的淘氣鬼的恐怖之死」這樣的故事，無疑有卡勒斯·威爾遜自己某些作品的影子——無論是《人之初故事集》（Child’s First Tales，1839）還是他的雜誌《兒童之友》（The Children’s Friend），都包含很多控制不住情緒或說謊的孩子不得好死的故事。為了懲罰簡說謊，布羅克赫斯特讓簡在全班同學面前站上凳子，命令女孩們今後把她當作空氣。根據小說家伊麗莎白·休厄爾（Elizabeth Sewell）回憶，在她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讀的學校，女孩說謊的懲罰是穿一件黑袍罰站，脖子上圍一條象徵騙子舌頭的紅布，布上寫著大大的「騙子」字眼 。身體受難則靈魂得救是這類嚴酷懲罰背後的指導思想。在《簡·愛》中，夏綠蒂·勃朗特挑戰這些觀念，以飽蘸同情的筆墨描繪一個叛逆的孩子，從而推動了維多利亞時代兒童觀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