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三）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也是當時著名的女小說家，艾略特是筆名，很男性（喬治· 桑也是筆名，很男性），本名瑪麗·安·埃文斯（Mary Anne Evans）。少女時受良好教育，後來靠自學，成績可觀。通法、德、希臘、希伯來語，早年靠翻譯起家。與父不合，父親去世後離國旅遊（說到旅遊，想到觀光業，非常痛恨。觀光業一開始就不光彩。以後大家去，一定要了解該國歷史。從前的大人物，一趟旅遊，影響一生）。回國後遷去倫敦，住在《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雜誌出版人家中，任編輯，也大量投稿——最理想還是一大筆遺產，終生旅遊。

初有短篇小說集《教區生活場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不太為人注意（始用喬治·艾略特筆名）。40歲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亞當·彼得》（Adam Bede），出名。眾人猜作者是誰——狄更斯段數高，不猜人，看筆調，說：一定是女作家。

後與評論家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同居，劉易斯有妻子，在守舊的英國輿論界，對此倒也不太責備，可見他倆很相配。劉易斯的思想後來在艾略特的小說中大有流露。愛情的內容其實很簡單，沒有多大內容。為何有的愛情造成這樣大的歷史景觀？因為遇到挫折，不讓他們愛，於是道德、智慧出現，才顯得偉大。光是愛情，有多少東西？歌德說：「高昂的熱情，堅持不了兩個月。」一個高明的演員，在台上的高潮不超過二十分鐘。

愛情顯得好時，不是愛情，是智慧和道德。劉易斯與艾略特的愛，相互影響，所以長久。

作品風格質樸，熱烈，人事描寫都寫得實在而單純。通體看來，很大氣。就文學成就看，高於勃朗特（Brontë）三姊妹。畢生著作《羅慕拉》（Romola），我沒有看過。據說參考書用了五百多種。一般評論，英國女小說家以喬治·艾略特最偉大。

金斯萊兄弟。哥哥查爾斯（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更著名。終生任傳教士。劍橋畢業，留任歷史學教授。著作多。有小說、散文、詩。勤奮。小說三十五本，其中《希帕蒂婭》（Hypatia），寫一位優秀的希臘女子宣講新柏拉圖思想，被基督徒殺害。《水孩》（The Water-Babies）是英國孩子熱衷閱讀的小說。弟弟亨利（Henry Kingsley，1830-1876），寫過三部戰爭小說，名不如兄。文學史上總稱「金斯萊兄弟」。

二流作家有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他以情節取勝，寫惡人，讓人欽羨。為甚麼寫惡人呢？司馬遷擅長寫、也喜歡寫惡人。惡人有一種美，司馬遷把他們列入「列傳」。張飛在傳統戲曲中是黑臉，但在頰邊添些粉紅，看去很嫵媚。梅里美（Mérimée）也愛寫惡人，強盜，流氓——卡門多惡，做愛時蒼蠅多，擊蛋於牆，移蒼蠅叮蛋，自己脫身。

有本事，拿自己作模特，寫出一個惡人，惡得美麗。

還有查爾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文字風格很好，寫淘金、遊民。聽說寫文藝復興很有本領。

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1832-1898）。《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據現在說，是為一個女孩寫的。一出版即風行各地，幾乎任何國家都有譯本。

布萊克摩爾（Richard Doddridge Blackmore，1825—1900）。當時就寫暴力，反對柔和的家庭小說。鄉土味很重。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不是二流，而是大作家了。我這一輩，無人不讀史蒂文森《金銀島》（Treasure Island），還有《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聽說在英國也無人不讀《金銀島》，尤為少年人喜。他是詩人，但被小說的名氣遮蓋。身體弱，租船在太平洋遊蕩，海上的空氣與冒險恢復了他的健康。據說其書信寫得極好，大家有心去找找看。

他的冒險小說一不寫愛情，二不寫悲劇。英文本領無敵，語言特別有彈性。純技術地去享受、欣賞他的英文本領，一定很有趣。

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杜·馬里耶（George Du Marier，1834—1896），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這三人各有風格。梅瑞狄斯深刻，高超，文筆晦澀。杜·馬里耶是畫家，後來成小說家，成功了。吉卜林最優秀，他的特點，是不用奇特材料，可以平凡事而寫得恐怖。被許多人稱為文壇上的「彗星」。1907年得諾貝爾獎。曾來過中國。

喬治·艾略特、史蒂文森、吉卜林，這三人最好。

匆匆表過，留時間講哈代。我一直崇拜他，將來可能寫一篇哈代的論文。瓦萊里（Valéry）寫過《波德萊爾的位置》，名字多好。我也要寫《哈代的位置》。

他有多重意義。他的作品好到，在這個路子上我看到絕望為止。另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讓我絕望。有些偉大的作品一派拒絕模仿的氣度，「不許動！」好像這麼說。

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倫敦國王學院出身。16歲學建筑，數度得皇家建築師學會獎勵，25歲後才專事文學。一個大問題：一個天才如何認識自己？如果哈代的才智用在建築上，名利雙收，前程遠大——他不走。當時，他「一無所有」的是他的文學。一個天才是在他一無所有時，就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方面。

起點，就要有這份自信。

然後，一本一本書，一個一個字，一個一個標點，證明自己是一個天才。

我認為哈代最好的小說是《苔絲》，全名《德伯家的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還有一本《裘德》，全名《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還有一本《歸來》（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中國曾有譯名《還鄉》。

他是真正的大家，大在他內心真有大慈大悲。他的行文非常遲緩，我讀時，像中了魔法一樣。文學家、畫家，常會羨慕音樂家，而音樂家、畫家，恐怕都得羨慕哈代行文的本領：如此長，溫和。讀時，心就靜下來，慢下來。他寫苔絲早起，鄉村的種種印象描寫，無深意，無目的。就是這種行文，描寫，了不起。

《還鄉》寫的是艾格頓荒原，將來我一定要去。他的浪漫，一種平心靜氣的，看不出來的浪漫。我讀時20多歲，後來又讀過幾遍，對這本書非常迷戀。那位紅土販子，平凡，忠實。總有一天我要去艾格頓荒原住幾夜。

像《苔絲》這種小說，福樓拜、托爾斯泰，看了都會發呆的。我想像福樓拜會說：「我還是寫得粗了，急躁了。」托爾斯泰，老實的滑頭，也會說：「他的才是小說，我們寫的還不是呢……」如果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會說：「你注意到嗎？我用的方法也是這樣的。他用大調，我用小調。」

除了純粹的文學欣賞，偉大的小說是可以測驗人的。

哈代，陀氏，是一種方法的兩種用處。公平地說，福樓拜、托爾斯泰，是耶穌的衣服的一部份，重外在；哈代、陀氏，是耶穌的心靈的一部份，重內在。排小說的位置，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流的。普魯斯特、喬伊斯，不如他們。

藝術家貴在自覺。曹雪芹是半自覺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覺；普魯斯特、喬伊斯，太過自覺了。

《裘德》是哈代的壓卷之作，易讀。我迷戀裘德這個人，他平凡，被人拖下泥潭，最後貧病交逼，高燒瀕死時還在大雨中上山頂赴約。整部書悲愴沉鬱，但偉大在平淡，一點不用大動作。

出書後遭冷落嘲罵。哈代人也老實，居然就從此不寫小說了。如果我活在那個時代，一定仗義執評，痛罵那些有眼無珠的混賬，使哈代先生心情轉佳。現在歷史還了公道，那幫批評家已無蹤影，而《裘德》巍然長存。

我以後還要讀。你們也一定要讀，大陸有很好的譯本。

以後我寫長篇小說，一定要和兩位人物商量——不是模仿——哈代和陀氏，不斷不斷看他們倆的書。

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氣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學的，是一種文字的「粘」度，一看就脫不開了。

我們面臨兩種貧困：知識的貧困，尤其是品性的貧困。

哈代，多麼沉得住氣。伏筆嗎？到後來他也不交代了。氣度大！陀氏的結搆的嚴密度，衣飾、自然、環境，都不寫，全是人、對話，看得你頭昏腦漲，又心明眼亮。

知識學問是偽裝的，品性偽裝不了的。魯迅，學者教授還沒看清楚，他就罵了。

講文學史，三年講下來，不是解決知識的貧困，而是品性的貧困。沒有品性上的豐滿，知識就是偽裝。

哈代的小說，裏面有耶穌的心，無疑可以救濟品性的貧困。

英國小說談到這裏。還有兩位可以談談：吉辛，王爾德。

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短命才子，死後作品被人發掘。長得俊美，聰明，學生時每得獎，立志研究學問，19歲時卻跟一女子戀愛，造成不幸婚姻。妻子揮霍無度，逼得他偷，進監獄。出獄後流亡美國，靠寫短篇小說謀生，後狼狽回倫敦。他很能寫，特別是《狄更斯評傳》（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但他敗給一個女人。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生於愛爾蘭都柏林（那兒老出文學家）。父親是名醫，母親是文人，家庭沙龍裏都是名流。幼年即博覽名品，眼界氣度都高闊。高唱唯美主義，宣傳唯美主義，身體力行。訪美，進海關時，人問有何要保險，他說：「除了天才，我一無所有。」

太自覺了。用不著這樣說。

劇本寫得好。散文有《獄中記》（De Profundis，一譯《深淵書簡》），看是可以看的，但也就兩三句話可以借借。「太陽照著是金色，月亮照著是銀色，別人的事情，有一天會輪到自己。」說是很會說。大陸有《獄中記》譯本，出書極少，成珍本——珍貴的雜書。蕭伯納認為，即興的辯論，無人能與王爾德匹敵。口才極好。

他的唯美主義，是所謂「高舉旗幟」的。他說：「藝術模仿自然，我看是自然模仿藝術」。《謊言的頹敗》（The Decay of Lying），論文，也寫得好。我要損王爾德、羅曼·羅蘭，是我從他們家進出太久，一出門就損——其實他們沒有虧待我。

他說：「所有的藝術都是無用的。」當時這樣說，很痛快。又說：「詩像水晶球，使生活美麗而不真實。」才氣是橫溢的——讓蕭伯納佩服，不容易。他的「為藝術而藝術」，也可謂之「重新估價」。他反功利，反偽道德。他說：「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人人為藝術而藝術。」

現在我們可以說，那是藝術的屠宰場。我如果帶他參觀，一進門，牆上就掛著一張皮。我告訴王爾德：這就是唯美主義那張皮。

王爾德不愧為一個智者，言論鋒利。不過，有時我想對他說：你別說得太多了。言多必失呀。

「作為一個個性獨特的人，一個善於講話、善於講述軼事的人，王爾德是一個偉大無比的人。」蕭伯納原話。

「我把我的天才用在生活上，對於藝術，我只用了一點點。」這是他的逆論。在《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他用透了這種逆論。當時看很痛快，現在看，逆論容易討好羨慕智慧的人。我討厭逆論，是因為說者常把讀者看輕。說得通俗點，是小兒科。

我的東西，常被人誤以為逆論，但我與王爾德的區別，是他的逆論基於說明甚麼東西，我並不急於說明甚麼。他是玉籠中的金絲雀，我是走在外面，聽取一片鳥叫。

為人生？為藝術？這爭論是世界性的。前後一百年，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動武解決的，從世界範圍看，這場水深火熱的爭論卻越來越淡化，現在根本沒有這種爭論了。

大概到我40歲時，頓悟了：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都是莫須有的。哪種藝術與人生無關？哪種藝術不靠藝術存在？

黑格爾講，從小孩嘴里講的格言，和一個成年人講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樣的。我是老人了。我為這兩種思潮苦惱過幾十年，現在我悟了，說了，是有意義的。給大家講，是雙重的補課。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新的平面，回頭看，有一種重新評價的樂趣。先看中國：魯迅真的是為人生而藝術嗎？他的人生觀還是比較狹隘的。他對人生的回答，還是比較起碼的。徐志摩真的為藝術而藝術嗎？他和藝術根本是一種遊離的狀態，沒門兒。他的出國，不過是旅遊，他的東西，沒有點，沒有面，沒有線。所謂江南才子，他不過是「佳人」心目中的「才子」，魯迅根本瞧不起他。他的所有東西都是浮光掠影。

總之，一個文學家，人生看透了，藝術成熟了，還有甚麼為人生為藝術？都是人生，都是藝術。

這爭論，人類竟愚蠢了一百年。

少年時，人說我是為藝術而藝術。不肯承認，也不敢反對，好苦啊。

王爾德，文學技巧好，但整個控制不行。唯美到了王爾德身上，變成一種病（張愛玲也有這種病，常要犯病）。

王爾德的童話好。他的《快樂王子集》（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是妙品——安徒生是神品——他的語言，妙在英國人才懂得的調弄語言。

他講起話來氣象很大。有一次喝醉後回旅館，見紀德，一見就說：「親愛的，對人類充滿深厚同情的文學，是在俄羅斯。」他又對紀德說：「思想總是朝陰影飛去。太陽是妒忌藝術的。」

說得多好。

他的兩大悲哀：一是唯美而不懂得美。他最喜歡的三張畫根本不美，死神、裸體、翅膀之類。最怕是喜歡甚麼，就去藝術中找——這好比一個美食家張開嘴，口中沒有舌頭。二是他在生活上是個失敗者。他自稱「天才用在生活中」，正好相反。健康、靈活、明智、健美，善於保護自己，留後路，這才是生活中用天才。這是要本錢，要條件的。王爾德沒有這個本錢。

甚麼是藝術家？要把天才用到生活上而不配，去用在藝術上者，就是藝術家。

要自己識相。

我第一次剃了頭照照鏡子，又黃又瘦，還有甚麼希望？這麼一個人，只好乖乖兒畫畫，乖乖兒寫文章。偶有風流，算是意外收穫。偉大，才氣，有甚麼用？面對美人，人家一笑，就跟人走了。

我們流亡國外，不好老老實實到中國街去買點菜吃。生活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瀟灑，不要像王爾德那樣弄到老而丟臉，死在旅店。早年他與情人飲酒，揮霍無度。

他說：耶穌是第一個懂得悲哀之美的人。

最早翻譯王爾德的，是張聞天。尼釆的書的譯者，是楚圖南。

要自己會料理自己。思想家，第一不要瘋。藝術家，第一不要倒下去。

本來站不直，靠藝術才站站好，怎能跌倒？連藝術的面子也會丟。我寧可同情瘋的思想家，不同情跌倒的藝術家。王爾德沒有晚年。他跌倒了，敗了自己。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那是指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就要以成敗論英雄。

哪有「此人寫得不好，卻是個天才」之說？

講講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

批評成為一種門類，從英國雜誌開始。一是《愛丁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創刊於1802年。一是《每季評論》（The Quarterly Review），創刊於1809年。兩刊競爭，「批評」於焉誕生。

後又有二刊出，然後「評論」風行一時。這是文學的新的航向，新的福音（我一直主張辦同人雜誌——可是沒有「人」呀）。

《倫敦雜誌》（London Magazine）出來後，更為成熟，全是一流人才一流作品，德昆西、卡萊爾，等等。

散文因此風氣大盛。作家各找各的領土，新舊兩派打仗，一時百家爭鳴——豈不有點像我們的「五四」時期嗎？

初期英國散文有三派：一派屬《愛丁堡雜誌》；一派屬《倫敦雜誌》；一派不屬上述兩雜誌。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論文與散文全集，共二十二冊，敘述本領極高，嚴肅而滑稽，幽默而恐怖，最出名的是《一個吸鴉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空空實實，真真假假，後來一提德昆西，都要提這本名著。

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1834）。愈近現代愈受尊敬。我對他一見鍾情。少年時能看到的，不過是別人節引他的話，一看就狂喜：「童年的朋友，像童年的衣服，長大就穿不上了。」好啊！一句話，頭腦、心腸、才能，都有了。

還有「吃飯前的禱告」，他說：「輪到我禱告，曰：『在座沒有牧師嗎？謝天謝地。』 」

把憤慨而幽默、淵深而樸素混在一起的，是蘭姆。在世界範圍中，蘭姆，瓦萊里，我特別認同。據說蘭姆為人很好，人見人愛，我及不上。我是人見人恨。他熱愛倫敦，我痛罵上海人——他脾氣好，我也該學學。

鄭重推荐蘭姆的《伊利亞隨筆》（Essays by Elia），是他的精華所在。另有《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流傳極廣，曾是最流行的英文課本。

他非常敬重古典作品，喜歡古典作品中的恬靜。

最好的東西總是使人快樂而傷心。魏晉人夜聽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蘭姆寫得這麼好，我怎麼辦呢，也只有好好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