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四）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批評是很廣義的名詞。講文學史，當然是文學批評。就文學本題講，所謂文學批評，是指散文。歷史學家，善批評者，作品收入散文。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大名鼎鼎。十九世紀後半的大批評家。我讀羅曼·羅蘭和愛默生時，起勁地讀過一陣卡萊爾。我告別羅蘭時，也告別卡萊爾。讀書如交友。讀萬卷書，朋友總有千把個，但刎頸之交，不過十來人。卡萊爾不算。

父為石匠。農家子弟。求學於愛丁堡大學。當時學而優則教（士），他不想去當教士，最終決定堅持信仰，靠講課、寫作維持生活。長壽，身體卻壞，一輩子胃病。

1825年出《席勒傳》（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1826年結婚，此後撰稿為生，所作大多為德國文學論文。1837年，出版重頭書《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1841年，將多次講演成集《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他的名字與此著作聯在一起。後又出版另一代表性著作《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

怎樣評價卡萊爾？

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長得雄偉，愛默生推崇備至，敬愛他。我少年時，家中陰沉，讀到卡萊爾句：

沒有長夜痛哭過的人，不足語人生。

大感動。又有：「打開窗戶吧，讓我們透一口氣！」（呼吸英雄的氣味）但這種偉大崇高的靈智境界，進去容易，出來很難。一進去，年輕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藝術家不能這樣憑著英雄氣息成長的。一個人要成熟、成長、成功，其過程應該是不自覺、半自覺、自覺這樣一個自然的過程。

羅蘭、卡萊爾對我的不良影響（不是他們不良，是於我不良），是因為他們一上來就給我一個大的自覺，一個太高的調門。

人要從凡人做起，也要學會做觀眾。

羅蘭一上來就起點太高，結果並不長進。他在師范大學時寫信給托爾斯泰，是這點水準，到老得諾貝爾獎，還是這點水準。傅雷也相似，上來就給羅曼·羅蘭寫信，從法國留學回來，到紅衛兵衝擊，還在那些觀點。

起點高，而不退到觀眾席，老在台上演戲，那糟糕極了。後來羅蘭訪蘇，簡直失態。

他是講文以載道的。

卡萊爾在文學上比羅蘭好，辭藻豐富，句法奇拔。他認為無情與冷漠是世上的大罪。他反對一切民主主義，要有英雄偉人出來領導——對的。可是英雄呢？偉人呢？

我以為是不得已，才找個民主制度。民主是個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

其他策，更糟，所以乃為上策。

所謂民主，是得過且過的意思。一船，無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數服從多數——民主。

民主是不景氣的、無可奈何的制度。卡萊爾痛恨快速發展的商業工業社會。眼光遠。他反對物質主義。

我與他不同的是，他演講，講正經話，我只能講俏皮話，笑話，罵人，寫散文詩——骨子裏，倒是英雄崇拜。

我反對民主？這話要有一個前提的。要這樣講下來，把民主和英雄主義對比下來，才可以講講。

「歷史是更偉大的聖經。」這話也是他說的。說得好！

我們講文學史，是在講文學的聖經。我們學文學，就是文學的神學。

別說我反民主——別誤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辦法。我希望今後東歐、中國有了真的民主，

要是現在現成的美國式的民主。拿一個更好的民主出來，這樣子，七十年受的苦沒有白受。

不能把西方這種暴力、性、刺青……拿來。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生於倫敦，蘇格蘭人，父為酒商。童年少年很快樂。1839年在牛津大學以詩得獎，四年後發表《近代畫家》（Modern Painters），1849年發表《建築的七盞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1853年發表《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均屬藝術論文集。

他談藝術，談談就談到當時的社會道德，這是他關心的東西。他在倫敦大學講藝術，都宣傳社會道德、人生等等，也是文以載道派。他的目的，想創造純潔、快樂的理想國。

「美學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他說。

這種類型的文人，中國歷代有的是，認為詩賦小道，安邦定國才是大丈夫所為。我的看法，你要做政治家、教育家，你就去做，別做藝術家。拿破侖指揮軍隊，貝多芬指揮樂隊——這很好嘛。要拿破侖去指揮樂隊，貝多芬去指揮軍隊？

羅斯金人是好的，心是熱的，這是我的評論。他的觀點今已無人感興趣。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現在還常常提到他。詩人，以批評家傳世。他的可貴，是對產業革命以後的庸俗物質主義，大肆攻擊。我們目前所處的平民文化、商品極權，是他預見的社會。他是有遠見的。

羅斯金、卡萊爾，都可為了道德，藝術要靠邊。阿諾德不這樣。他從不標舉甚麼具體的道德方向，他知道藝術的道德是在底層。

我常說，道德力量是潛力，不是顯力。

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領諾貝爾獎時說：說到底，藝術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時從來不說這些大道理。他書中不宣揚道德的。

道德在土中，滋養花果——藝術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隱愈好。一點點透出來。

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裏宣揚甚麼道德。

現代文學，我以為好的作品將道德隱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評斷。

他的行文，流利莊重，不明說，多做暗示。他認為文學是人生的批評。我有一句不願發表的話：

藝術家是分散的基督。

如果面對阿諾德，我就說給他聽。

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他是個老俠客，樣子瀟灑，文章漂亮。唯美主義的旗手，是佩特。唯美主義的健將，都是他的學生，王爾德也在他旗下。

唯美主義起於英國，到法國後，法國人卻很自尊，不提佩特，其實法國那群精緻玲瓏的文人詩人，都受過佩特理論的影響。波德萊爾、魏爾倫、蘭波、馬拉美、瓦萊里、紀德，都從唯美開始，又能快步超越唯美主義，瀟灑極了。

佩特文體美麗。在西方，這種美麗的論文體是自佩特首創的。在中國，不稀奇。劉勰的《文心雕龍》，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文字都美極，美得無懈可擊。這本應是文學的菜單，結果菜單比菜好吃。

他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和《希臘研究》（Greek Studies），都寫得好極。他是文學上的雅痞。《想像的肖象》（Imaginary Portrait）是他寫的美好而不可及的傳奇。另有《享樂主義者馬利烏斯》（Marius the Epicurean）。

此公不能等閒視之。

英國歷史著作，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寫過《英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和《彌爾頓論》（Essay on Milton）。

據說此二書受到現代人的重視，遠超過卡萊爾等人。他的文章無一頁沉悶。他表白的是多數人的見解，可是別人表白不清楚，在他卻是輕輕易易，通而不俗，文筆愉快。實際上，這種才能，正適合寫歷史。

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這個人文章要看。很好很好。達爾文的繼承人、發揚者。他是生物學家，雜文、論文、講演，文學價值都很高，看似輕鬆，毫不在意，而又雄辯，旁徵博引。我很喜歡他的文筆，完全是文學家在那兒談科學。請各位留意，碰到赫胥黎的作品，別忘了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