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觀

自十八世紀中期起，很多英國人對「童年」開始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清教主義認為人類的「墮落」使人一出生就帶罪，這使人們普遍認為童年是非常危險的階段。因此，大量最早期的兒童文學一心要通過說教和樹立行為榜樣來拯救孩子的靈魂。到十八世紀中期，這種宗教式的童年觀開始式微，「童年」進而與一些積極的含義與特質聯繫在一起，例如純真、自由、創造、情感、自然自發，對於負責養育孩子的人來說，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童年的可塑性。

這場童年觀變革的核心是哲學家讓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的著述《愛彌爾：論教育》（Émile, or On Education，1762）不僅拋棄原罪說，還堅稱孩子生來清白，敗壞全因世上的經驗。《愛彌兒：論教育》是一篇杜撰，講述以盧梭的方法養育一個男孩的實驗。他的方法拋棄了過去管頭管腳的訓誡，而讓愛彌爾自然發展：在大自然裏，遵循自然且健康的本性。這位哲學家總結，這種方法可保存童年的特質，造就自洽的成人和好公民。盧梭的想法很快被兒童文學採納，體現得最明顯的，可能是在他的門生湯瑪斯·戴（Thomas Day）所著暢銷童書《桑福德與默頓》（Sandford and Merton，1783-89）。

構造「童年」

在盧梭之後的時代，在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浪漫主義詩人的筆下，童年被賦予特殊的色彩——親近上帝、為善的力量。這種理想化的童年概念，在整個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兒童文學中一直影響巨大，其原有的基督教色彩則逐漸淡化。在兒童圖書（和其他類型的文學及藝術）中，童年的天真、善良、坦誠和真知，一再成為挽救大人和社會的道德良藥。 這種特色，在十九世紀講述城市流浪兒帶來救贖的福音派故事裏特別突出。典型的一例是赫斯巴·斯崔頓（Hesba Stretton）的《潔西嘉的首禱》（Jessica’s First Prayer，1867），其他同類形象也很多， 但宗教色彩不那麼明顯，例如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小公子》（Little Lord Fauntleroy，1885），故事講述一個在美國城市貧民區長大的男孩，最終卻拯救並重振了搖搖欲墜又過時的英國社會架構。

童年的概念和意境隨時間推移被如此徹底地反轉，說明世人對童年的印象和觀念和現實中孩子們實際生活體驗是脫節的。哪怕文字帶著現實主義的表象，其背後也蘊藏著對童年的某種文化解讀。作家總是想讓小讀者看看大人心目中的孩子該有的模樣。通常，這些孩子以中產階級生活和價值觀為本，窮孩子不被關注，或是作為符號和象徵，服務於文學和政治訴求。還應注意的是，把童年理想化的作家多為男性，他們不太可能負責孩子的日常照料，對孩子的認知因此必然會受到影響。

不管在哪個時代，真實的童年生活總是林林總總，兒童作品中也共存著多種童年觀念或構成。以十八和十九世紀為例，盧梭的童年理論也沒有折服所有人，瑪麗·瑪莎·舍伍德（Mary Martha Sherwood）等兒童文學作家依然堅守原罪說；也有很多人認為，童年只是成人前的璞玉期，而非值得珍惜和守持的理想狀態。

永恆的童年

不過另一些人覺得，童年可不是奔向成年的旅途中匆忙的過渡期。十九世紀見證了所謂童年崇拜（Cult of Childhood）的發展，大人們詩畫並舉，興高采烈地讚美著童年。浪漫主義的童年觀與此現象顯然有關，但在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中，（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查理斯·金斯利寫於1863年的《水孩子》和路易斯·卡羅寫於1865年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很多作家癡迷得更深，甚至表達渴望再當一回孩子的想法。如卡羅在詩作《獨處》（Solitude）中的獨白：

棄我年復一年的生命凋敝
換取的所有積財
只願再做一回小孩
讓那明媚夏日重來[1]

但童年並不可能永存。維多利亞時期的幻想文學中有一種明顯的傾向——使兒童角色在這個世界死去，從而重生。如金斯利的《水孩子》）或讓孩子去往某個永遠不會長大的地方。如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的《北風背後》（At the Back of the North Wind，1871）。進入二十世紀中，兒童崇拜依然歷久不衰，以詹姆斯·馬修·巴利的《彼得潘》（1904年以戲劇形式登場）為巔峰。不要長大，就是潘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