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現象：一個「跨文化」的述評

英國文學中的人物，在全世界最知名的是誰？我認為除了哈姆雷特（Hamlet）之外，恐怕就是福爾摩斯了。前者是莎士比亞經典名著的主人翁，不在話下；後者只不過是一個私家偵探，他的作者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名氣，當然無法和莎翁相比，文學研究者往往把他列在通俗作家之列，不登大雅之堂。然而，他在五十六篇「福爾摩斯」故事中所創出來的人物，也不知道「轉世」重生了多少次，至今還活在各種媒體之中。最近BBC為他拍了電視連續劇，而在本網站上也赫然有兩篇關於他的故事，箇中緣由待我在後文一一討論。

福爾摩斯在中國

在中國，早在晚清時代（1895-1911）就把福爾摩斯的故事翻譯介紹進來了，幾乎和原作在倫敦出版的時間同步，到民國初年竟然出版了《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華書局， 1916），第一版共有十二冊，包羅了四十四個故事，採用淺顯的文言，後來又有白話文版，當然，同一篇故事譯成不同版本的更是不計其數。妙的是：早期翻譯福爾摩斯的人大多也是通俗文人，後世人稱之為「鴛鴦蝴蝶派」，反倒五四新文學的作家對福爾摩斯卻不那麼熱衷。我最關心的問題是：為甚麼這個小說人物會紅遍全球？他幾乎變成了歷史上的真英雄，小說中他的住所：貝克街221B號，現在成了旅遊景點。他的中文名字「福爾摩斯」在中國也家傳戶曉，不知道是誰起的，定了名之後，他似乎變成了中國人了，原名Holmes 中的H音變成了F音，可能是譯者本人的方言口音。就連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居然也冒出了一家小報，就叫「福爾摩斯」，可見其在中國知名度之高。

誰是福爾摩斯？

小說中福爾摩斯原型是一位維多利亞式的紳士（即便其作者柯南·道爾是「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 ），他的性格特點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冷靜的理性思維和推理能力，這種理性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觀念是分不開的。推理主要靠邏輯思考，不能隨意猜測或作先入為主的判斷，更不能訴諸神明，談甚麼「天報應」。正因為如此，福爾摩斯和中國傳統文學中「公案」小說中的人物（如狄公，包公）大不相同，偵探小說和公案小說也不能歸為一類。公案小說中偵探人物是官，而不是「私家」偵探，福爾摩斯之所以受當時的中國讀者歡迎，恰是由於晚清官場太過腐敗，使得人民渴望有另一種「非官方」的英雄人物出現。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都市，福爾摩斯住在倫敦，當年就是國際大都市；而中國傳統中的非官方「草莽英雄」的活動場域——江湖——是農村、小鎮、或小城市。到了二十世紀初，上海變成了中國唯一的國際大都市和印刷媒體的集中地，福爾摩斯在中國的讀者，大半也在上海，或多少延伸到長江流域的沿岸都市。作為一個都市人，福爾摩斯不會飛簷走壁，最多只會劍術和拳擊，但施展的機會不多，破案的主要武器還是他的大腦，先靠他的智慧和理性解決懸疑的線索，解決後，破案就不成問題了。他既然是私家偵探，當然便不屬於官場，因而保持了一種公正或社會公益之心。當年翻譯者之一的冷血（陳景韓）就曾直言：中國官府偵探早已腐敗，「種臟誣告，劫人暗殺」，所以「中國之偵探者，其即福爾摩斯所欲抉發而鋤者歟」。另一位知名譯者包天笑認為：「其人重道德有學問，方能藉之以維持法律，保障人權，以為國家人民之利益」。

在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表面上很有禮貌，但私底下還有不少「孤僻」的怪脾性，例如吸毒（cocaine），脾氣抑鬱，時常亢奮，喜歡拉小提琴，時好時壞，隨其心情而定，這些性格上的特質，都是從他的同房好友華生醫生（Dr Watson）的敘述中洩露出來的。華生的個性溫和而遲鈍，作為極端聰明的福爾摩斯的搭檔，恰到好處。兩個人物加在一起，也代表了維多利亞文化的陰陽兩面。但是這樣的配搭，在敘事的層次上卻為早期的中國譯者和讀者加添了一層麻煩： 故事是用華生的口氣講出來的，因而敘述者（narrator）第一人稱的觀點佔了上風，而中國傳統小說中很少有這種突出敘事者主觀立場的敘事方式。然而這個問題不久就被解決了，譯者用種種方法把華生的敘述「客觀化」，或以「華生曰」，或者乾脆將之重組改編，變成了全知觀點——即以旁觀者的角度表現小說人物內在、外在的面貌。但不論如何，一種西方小說常用的「主觀觀點」和語氣還是被介紹進來了，而且進展神速，到了民國時代，已經見怪不怪了，至少不會阻礙整個故事的懸宕氣氛。

《失蹤的中後衛探案》與其文言譯本

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偵探小說的寫法和讀法，一切都要以情節（plot）為主，而偵探小說引人之處，更是在敘事的過程中把讀者故意引入歧途；例如，往往是作為敘事者的華生先被誤導，而福爾摩斯總會在最後找到正確的線索。但有時連福爾摩斯都走錯了路，譬如列入《探索英國文學》經典名單中的《失蹤的中後衛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Missing Three-Quarter）這篇故事，和其他的福爾摩斯探案相比，情節並不離奇，也沒有什麼神秘不可解的疑難，倒是連這位大偵探都被那位劍橋大學的名醫所坐的馬車引錯了路，失落在劍橋城外的荒村，接連跟蹤兩次，才真相大白，所以最早的中文譯者嚴天侔將之譯為「荒村輪影」，就是根據故事情節而命名的。這篇小說屬於後期作品，是柯南道爾把福爾摩斯從死裏復活後寫的小說，筆調也和緩多了，故事徐徐道來，只在開頭故意製造一點懸宕氣氛，用一封匆匆寫就的電報引進一個足球教練的來訪。這也是柯南道爾慣用的手法，後來發展到美國偵探小說的類型之一「黑色小說」之中，半夜的突訪客則變成了「金髮尤物」。柯南道爾保持了他的「紳士」風格，文中鮮有色情或女性尤物，福爾摩斯是個單身漢，終身未娶，倒是比較平庸的華生娶了一個典型的「淑女」。中國的讀者似乎對這個婚姻問題無動於衷，更注意他的正面形象，後來又有人翻譯了法國大盜亞森羅萍（Arsene Lupin）的故事，和福爾摩斯對壘，結果當然是福爾摩斯贏了。

如果我這個雙語讀者有資格對原作者作一點小小的批評的話，那就是柯南道爾所慣用的維多利亞文筆，有時候句子太長，反而把故事的戲劇性張力沖淡了。附帶值得一提的是：《失踪的中衛》這篇故事的作者手稿尚存，彌足珍貴，而且幾年前曾運到日本展覽。我在網上查到其第一頁的影印，作者只改了幾個字。可見他不是一個對文筆斤斤計較或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作家（如詹姆斯·喬伊思)。然而和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相比，他的文字顯得簡潔多了，至少不拖泥帶水。更值得注意的是：用中國文言翻譯出來以後，雖然在內容上有少許差錯，但文筆反而生動不少，讀來有時清爽許多，至少不顯得囉嗦。我們且把第一頁譯文和原文仔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兩種文體的差異，和這種典型的文言譯文風格。

開始的第一段，原文相當簡潔，只在交代情節，但也沒有甚麼文采可言。可譯文竟然比原文還長，為甚麼？我認為是為了顧及讀者初次閱讀時容易理解，在傳統中國的小說中往往先交代故事的場景的人物的背景，因此，在此譯者嚴天侔也「加鹽加醋」地添上一句：「四方函電紛至沓來」，而且把原文中“weird”一字詳加解釋：「措詞命意恒有詭異，支離不可索解者，司空見慣，亦弗以為怪」。此類手法，現在的譯者會覺得不負責任，然而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翻譯都是某一個程度的改寫。和其他譯文相較，這篇已經算是很「負責任」了。然而，文言文的韻律感，在此也表露無遺，且看下面添加的寫景文字：「時值二月，霾霧沉沉」（gloomy February），「對景難排百無聊賴」。四個字一組的成語式的句子，是文言文的骨幹，當年的讀者讀來毫不費力，因此雖然譯者添加了不少潤飾句子，讀來依然順暢。到了電文部份，文言文的簡潔效果就很明顯了：原文是：“Please await me. Terrible misfortune. Right wing three-quarter missing; indispensable tomorrow”；譯文是：「福君鋻 請遲我 不幸 右翼健將忽亡去 明日不可無此人」。「福君」指的當然是「福爾摩斯」。把“Please await me”譯成「請遲我」似乎不通，而英式足球中的“three-quarter”譯者顯然也不懂，只能說是「健將」，意思不差。在最後兩句，文言中慣用的七個字對聯式的文體，很自然地出現了且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韻律。如果再繼續讀下去可以看到原文中的白話“reading it over and over”譯成了「且誦且思」，竟十分對稱。原文中“evidently considerably excited”兩個副詞堆在一起，在文言譯文裏的「倉皇失據」四個字相比就顯得更簡潔而有神韻。到了典型的英國人說話的語氣如“Well, well, I dare say…”譯者則省去不譯了。

如此仔細分析下去，沒完沒了。我認為譯者的問題至少和原文「旗鼓相當」，雖有少許錯誤，但總體上並不遜色。繼續閱讀下去，故事情節開始轉折，原文的難度也漸增，但譯者一一解決。包括福爾摩斯從電文原稿的墨跡的「反文」解讀出來的六個字：“Stand by us for God’s sake”，譯文為：「幸拯吾等，上天救之」。如果直接譯成現代的白話，就是：「支持我們，看在上帝的份上」，反而比不上文言譯得傳神。故事情節發展得越離奇，文言的敘事力量也越明顯，直到最後真相大白，文言的簡潔文體躍然紙上。

但是今天的讀者又有多少人願意讀文言文的福爾摩斯故事？年輕一代的讀者更不會顧及文體結構，只注意主角的形象。在BBC的電視連續劇中的福爾摩斯年輕多了，而且身手矯捷，然而這個新的形象，和原來的維多利亞紳士差別太大了。也許那個溫文爾雅的紳士時代已經一去而不復返。